序言:另一種修行

序言:另一種修行

臧傑

2005年秋,《藏獒》火爆書市。僅用了五個月時間就完成了這部作品的楊志軍,像是遭遇了一個意外事件。這種意外,絲毫不亞於11年前,他的七卷荒原系列火爆書市。

50歲的楊志軍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坐上了人生的第二個火山口,他內心淤積的經驗與激情,像熔岩一樣的披掛在他身上。30年文學創作,18部長篇問世,逐漸摞高的書籍也許是對他最好的評論。

一個作家的生存,就像是一個漁民的生存,出海就是要打漁,回家就是要結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今住在東海之濱的楊志軍,幾乎每天都要「跑」回西海,追尋他遺留在那裏的舊夢。

一個人磕著等身長頭圍着納木湖轉一圈需要四個月,三步一叩首從楊志軍熟悉的青海唐蕃古戰場到黃教勝地塔爾寺需要五個月,而1995年告別西海的楊志軍,對着西海叩長頭式的膜拜,一下子就是十年。

這十年裏,楊志軍無數次地擊潰了回歸西海的誘惑,消失在廣廈林立的都市裏,以驚人的毅力剋制着氣質上的退化。

由此,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遠去的藏獒》是一本複雜的散文集。她既蘊含著作家眼中客觀世界「斷裂」,也飽含了作家自身在精神上的斷裂。它是個「斷裂」的文本。

而這裏面的篇章之所以能夠有機、有序地粘連在一起,則是因為一種絕對力量的存在,他就是信仰。

客觀世界的斷裂,其指向主要是自然界。楊志軍既是一個聆聽者、一個觀察者,更是一個呼告者、一個預言家。1958年,大躍進,青海東部水峽山腳下的石門村,村民們在雪夜用钁頭刨著鼓一樣的草地,轉而像變戲法一樣把一千畝耕地「變」成兩千畝。若干年後,他們為自己的「魔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曾經「風吹草地見牛羊」的風水寶地變成了「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漢武輪台;1994年,可可西里荒原,反偷獵英雄索南達傑悲壯地倒在盜獵者的槍下,這時荒原上藏羚羊的數量已由原來的一百三十多萬隻下降到不足三萬隻;1983年,孟達林區的李工程師告訴楊志軍,原有成片的遼東櫟,現在已經被砍伐殆盡;數千棵珍貴的台灣檜,也已經看不到幾棵了;冷杉幾乎全部被盜伐;青杄的遭遇更是目不忍睹,灌木和草本植物的損失嚴重到了根本就來不及統計的地步……

在這些慘痛的事實面前,忠於記者與作家雙重身份的楊志軍在一遍遍地重複著自己的呼告。1985年,他推出了紀實中篇小說《大湖斷裂》,這部以道德危機映襯生態危機的小說一度被認為是嘩眾取寵之作。然而16年後,青海湖衛星影像圖顯示,舉世聞名的青海湖分離出了兩個新的子湖,大湖真的斷裂了。

對那些年西部生態的急轉直下,楊志軍有一句簡單而有力的總結:人禍誘發了天災,天災擴大了人禍。

這句話業已說明,楊志軍對人與自然的關係有着清醒的認識。他的認識散發出兩種感受,一種感受是痛惜,痛惜的原因是人對於動物、對於植物和對於自然界的不道德,以及無休止的索取傷害了這些生靈的存在。久而久之,這種傷害最終像報應一樣落到了人自己頭上。另一種感受是無奈,無奈是因為在牧人身上「天然」地隱匿著居守貧困、忍辱負重的精神。在楊志軍眼裏,這些牧人苦苦掙扎在一個惡性循環的圈子裏——羊越多,草越少,人越窮。而牧人們卻異常情願地承受着這人為的災難。在他們的意識中,牲畜是佛爺的恩賜,是財富的象徵,自然越多越好。所以,他們寧肯忍受,也不想把多餘的牲畜賣出去,變成錢,變成生活的享樂。

基於這種認識,楊志軍發出了自己的激憤與呼喊,他夢想着在人與自然之間能夠建立一種和諧的秩序,他希望人能跟植物講倫理,跟動物講倫理。

在楊志軍的思想深處,人也只是一種牲畜。人的高貴,正是因為人具有自我剋制慾望的能力,如果這種能力缺失,人未必不會比動物還愚蠢。在青海貴南縣的森多草原,巴桑隊長告訴楊志軍,他的馬只吃兩寸以上的大草,兩寸以下的小草決不吃一口。因為小草根淺,稍微一拽,就會連根拔起。馬知道,連根拔起的吃法是斷子絕孫的吃法。

與對人和自然的這種清醒一脈相承的是,楊志軍在這部散文集中彌散出的另外一種清醒是對人與信仰的清醒。

這種清醒的源泉首先來自於楊志軍對於神秘主義的體認。在西藏,有他數次想去卻無法抵達的岡日波欽,這座藏民心目中的神山,是一座人類精神的理想之山。在青海,楊志軍見識過妖媚無限的那棱格勒河,她曾經在一個春天,沖毀軍閥馬步芳指示修建的公路,將一百多名軍人與民夫全部「俘獲」,而且剝光了他們的身體,撕開了他們的胸腹,掏走了他們的心臟,擄掠了他們的下身……

這些體認,讓楊志軍感受到了信仰的魔力。在體認中,他也逐漸懂得了虔誠的美。於是他開始在作品中讚歎虔誠、書寫虔誠。他說道:「人最重要的應該是對生命、對自然懷有一種敬父敬母般的柔情蜜意。一個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價值的,就是虔誠地熱戀,包括熱戀自然,熱戀自己的靈魂。」

那麼,人為什麼要虔誠?要對什麼虔誠?楊志軍由此開始了對信仰魅力的思考。他的看法是,在這片被稱為地球第三級的高大陸上,自然的魅力、藏傳佛教的魅力、民眾信仰的魅力會如此緊密地粘連到一起。原因就是這裏是源頭,是水的源頭,是關於生老病死的思考的源頭。

楊志軍說,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信仰的源頭、人類最初的宗教模式,應該就是這個樣子的:是自然崇拜和神明崇拜的結合,是精神的五體投地和身體的五體投地的結合,是關於靈魂的讚歌和輓歌的結合。

顯而易見,楊志軍正是在西部的探尋、遊歷和膜拜的過程中,認識到了信仰的所在,懂得了信仰的力量。這也是楊志軍的寫作立場和人生立場變得異常的穩固與堅定的原因。信仰賦予了他操守的界限。他清楚地知道,什麼樣的人生,什麼樣的生存形式,是不越界的。所以,他的生活與寫作逐漸回歸到自然與簡單,任俗世當中燈紅酒綠,任現實世界慾望飄蕩。

但是,這種高度的自省與界限意識,也給楊志軍帶來了困境,這種困境之於寫作,就是一種過度的透明與清澈;之於現實,就在他在面對人與人的問題時,在面對人的道德前景時,顯現出一種哀傷與困惑。

在反思西部人的道德現實時,楊志軍憂憤地寫道:當城市裏的西部人摩登起來的時候,卻失去了人情失去了厚道;當城市外的西部人厚道如故人情如故的時候,又會讓人感受到貧窮如故的悲哀。道德的犧牲果真能夠換來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社會?文明的高度發達是否能夠造成人生和心靈的高度歡喜、肉體和精神的高度幸福?

事實上,楊志軍的這種困惑與某些西方現代經典作家集體性的道德憂患在氣質上是相通的。現實的生存境遇,需要人們放棄對憂鬱、深刻、厚重的讚美,放棄對歷史的迷戀,更不需要那許多載不動的理想主義和對天下蒼生的無謂憂患。於是,痛苦與哀愁飄落進了楊志軍的字裏行間。

究其原因,也十分簡單。其實,楊志軍的這種困惑與其個人的道德提升有着很大的關係,自我的警醒與信仰的追尋,已經使他在無意中預設了一個道德標準在那裏,他走得越高,他的道德標準就越高,道德的淪落感其實也就越強。而現實中的道德進步,則是隨着文明的發展在潛移默化地進行着,它往往與個人的道德進步不同步。這極容易造成一種似乎越窮越有道德的錯覺。

考量蒙昧時代或者貧窮時代的道德是非常簡單的,它的呈現方式基本上不外於是否存在着一種淳樸的情誼,是否存在着一種普遍的信任;而考量現代社會的文明,則要繁雜許多,因為它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圖譜,而且這種圖譜愈文明愈精深、愈具體,對現實行為的苛責也就越多。

另一重原因則是因為楊志軍在明晰了信仰的所在之後,之於自身生命指向逐漸變得高度清醒。在現實中,他能清醒地分析出一個酒徒的快樂,但自己卻永遠都無法為了這種快樂而成為一個酒徒。

而這種困惑也恰恰反映了一個修行者,一個清醒的作家與現實的關係。現實是離棄不了的,現實又充滿了誘惑與缺憾。如何在這種誘惑與缺憾當中保持自己足夠的辨識力、保持不斷地自我完善與提升,同時又能夠對現實發出自己的呼號與聲音,貢獻出自己所擁有的修復現實、完善現實的力量,無疑是楊志軍永恆的生命問題。

這也就需要楊志軍不僅僅只是潔身自好做一個孤獨的修行者,而是要做一個能在俗世中出出進進的修行者,他能夠容於俗世、救贖俗世,同時又不會被俗世糾纏住。這種修行,即是佛理中所闡釋的,修行最為艱苦的地方,不是山高地遠,不是閑雲野鶴,而是人生與環境最為繁華的所在。

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散文集,是楊志軍從事文學創作以來第一部散文集。它取材於楊志軍的「精神家園」。這裏面既有對民風、民情等世俗圖景的敘說,也有對生態、地貌等自然景觀的描摹,還有對歷史與宗教形態的呈現,更重要的則是作者構築於這些風物之上的人文思索、道德探究和信仰追尋。而順着這些凝固的文字,你還可以深入到楊志軍的精神世界,領悟到他的精神家園的構成肌理與形成邏輯。

作為楊志軍的晚輩,能夠為這樣一部重要的作品作序,心中滿是惶惶之意。這或許也是楊志軍胸懷敞亮、內心澄明的一種表現吧。

2005年11月18日寫於青島邊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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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去的藏獒(藏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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