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我们一向被那么多的成规束缚着日常行动，如今突然开始围绕一件令人共同忧虑的事情转动了。晨鸡的啼鸣把我们惊醒，使我们想到去梳理造成那件荒唐的凶杀案的数不清的巧合事件。显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澄清秘密，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何处和给了我们怎样的使命，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许多人对此是不得而知的。后来终于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一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改变主意在祖父母家里待了两个小时，直至主教到来，而没有到父母家里去休息。他的双亲一直等他到天明，想提醒他注意。大多数本来可以为避免这场凶杀案做点事情然而却没有做的人，都以这样的托辞聊以自慰，说什么有关声誉的事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当事人方可介入。“声誉就是爱情，”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欧尔腾西娅·巴乌特唯一与案件有关系的地方只是看见了两把杀人刀，不过她看见时凶手还没有作案。她总是觉得眼前幻觉重重，感到极度地悔恨。有一天竟然再也支持不住了，赤着身子跑到了大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由于绝望而同边防军的一个中尉私奔，后来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那位曾为三代人接生的产婆阿乌拉·维列罗斯，听到凶杀的消息时立刻得了膀胱痉挛症，一直到死的那天都不得不用导管小便。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忠厚的丈夫赫略·德拉弗洛尔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被堵在自己家关闭着的大门前，惨遭乱刀砍死的，结果因受惊而丧生。普拉西达·里内罗在最后一刻关上家门，但是她及时地抹掉了自己的过错。“我关上了大门，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向我起誓她看见我儿子进了家，”她对我说，“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相反，她对自己把吉祥之兆的树木同不祥之兆的飞鸟混淆起来，以及舍不得丢掉当时嚼独行菜子的恶习却从不原谅。
凶杀案发生十二天之后，预审法官遇到一群痛苦之极的人。当时预审法官正在镇政府肮脏的木板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和甘蔗甜酒除暑消热，不得不要求援军来疏导那些未被传唤而自己急急忙忙起来作证的人，他们急切地要显示自己在那场戏剧中的重要作用。这位预审法官刚刚走出校门，身上还穿着法律学校的黑呢制服，戴着具有应届毕业生标志的金戒指，脸上露出一副初出茅庐的幸运儿的傲然而得意洋洋的神气。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对他性格的了解完全来自预审档案，凶杀案发生二十年之后，许多人帮助我在里奥阿查司法大楼里查找案卷。档案没有作任何分类，一百多年的诉讼材料全都堆积在那座殖民时期的陈旧建筑物的地板上，这座建筑物曾经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曾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行过几次海盗式的远征。】两天的司令部，底层浸满了海水，一册册破烂不堪的案卷漂浮在一片冷清的办公室里。我多次站在没脚深的水里亲自在那堆严重破损的诉讼案卷中查找着我需要的材料。五年的工夫过去了，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找到了差不多三百二十二页零零乱乱的有关那件凶杀案的记录，而整个预审档案大概有五百多页。
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人酷爱文学。无疑他读过西班牙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读过一些拉丁文作家的作品，对尼采这位当时在法官中十分时髦的人物非常熟悉。所有旁注都仿佛用血书写的，这不仅仅由于墨水颜色的缘故。那件无头案使这位法官茫然失措，以致他多次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陷入了抒情的消遣之中。特别是，生活中竟然出现了那么多连文学作品中都不曾描述过的巧合，毫无阻碍地酿成了一起如此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他始终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过，最使他震惊的是，在煞费苦心地审理了一番之后，他没有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玷污了安赫拉·维卡略的任何线索，更不用说可信的线索了。给安赫拉·维卡略出谋划策，要她欺骗丈夫的女友们，很长时间里一直在说，婚礼之前她就将她的秘密告诉了她们，但是没有向她们透露任何人的名字。案卷上有她们的证词：“她把那个奇异的秘密告诉了我们，但没有说出名字。”而安赫拉·维卡略呢，一直坚持原来的说法。当预审法官侧面问她是否知道被杀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谁的时候，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就是侮辱了我的那个人。”
案卷上就是这样记录的，但怎样侮辱了她，在什么地方侮辱了她，都没有任何说明。在只进行了三天的审判过程中，民众代表一直坚持认为那种指控是软弱无力的。看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控告缺乏根据，预审法官十分困惑，他为自己辛勤的工作于顷刻之间就变得毫无价值而大失所望。在案卷的四百一十六页上，有他用药剂师的红墨水亲手写的一条旁注：“请给我一个偏见，我将使世界转动。”在那个气馁的旁注下面，他用血红的墨水熟练地画了一颗被箭穿透了的心脏。和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亲密朋友们一样，在他看来，圣地亚哥·纳赛尔本人最后几小时的表现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是无罪的。
确实，在他被杀的那天早晨，圣地亚哥·纳赛尔一刻也没有心虚的表现，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把侮辱归于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了解周围人们是虚伪的，也应当知道维卡略兄弟俩头脑简单，经不住嘲弄。没有人十分了解巴亚多·圣·罗曼，但圣地亚哥·纳赛尔却相当了解他，知道他除了世俗的傲慢外，也同任何人一样，有着自己天生的偏见。因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于是自杀。此外，当他最后一刻终于得知维卡略兄弟俩在等着杀死他的时候，正如众人纷纷议论的那样，他的反应不是恐惧，而是一个无辜惶恐不安的人。
我个人的印象是，他到死也不知道为何被杀。在他答应我妹妹马戈特到我家吃早饭以后，克里斯托·贝多亚便拉着他的胳臂在码头上走着。两个人是那样的泰然自若，以致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们产生了幻想。“他们显得高兴，”梅梅·洛阿伊莎对我说，“我感谢上帝，因为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圣地亚哥·纳赛尔。发电厂厂主波罗·卡里略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镇静不是清白无辜者的镇静，而是无耻之徒的镇静。“他以为自己有钱就没人敢惹他，”厂主对我说。厂主的妻子法乌斯塔·洛佩斯评论说：“他和所有阿拉伯人一样。”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刚刚走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店门口，那两个孪生兄弟就告诉他，等主教一走，他们就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茵达列西奥·帕尔多象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以为那是醉汉的在说胡话，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告诉他那是确实的，并且要他赶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提醒他注意。
“你不要劳神了，”彼得罗·维卡略对他说。“不管怎么说，他是死定了。”
这种挑战是再明显不过了。孪生兄弟了解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之间的关系，因此很可能认为他是可以在他们兄弟俩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出面阻止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适当人选。可是，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在离开码头的人群中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被克里斯托·贝多亚拉着胳臂向前走去的时候，却没敢把事情告诉他。“我胆怯了，”他对我说。他在他们两个人的肩膀上都拍了一下，然后便让他们走了。他们几乎没有看到他，因为他们还在聚精会神地估算着婚礼的开支。
人们也沿着和他们一样的方向朝广场散去。人群拥挤，但是埃斯科拉斯第卡·希斯内罗斯仿佛看到克里斯托·贝多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这对朋友在人群中间一个空荡荡的圆圈中毫无阻挡地走着，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被杀害，不敢靠近他。克里斯托·贝多亚也记得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异常。“他们那样看着我们，仿佛我们画着花脸颊似的，”他对我说。当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萨拉·诺列加的鞋店前走过时，这位女店主正在开店门，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脸色灰白，她吓了一跳。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使她镇静了下来。
“您看看，萨拉姑娘，”克里斯托·贝多亚一边走一边对她说，“他醉成这个样子。”
塞列斯特·唐孔德穿着睡衣坐在自己家门前，嘲笑那些穿得整整齐齐去欢迎主教的人。她请圣地亚哥·纳赛尔喝杯咖啡。“我打算在他考虑如何回答我时，拖住他几分钟，”她对我说。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他要赶快去换衣服，然后同我妹妹共进早餐。“我装起傻来，”塞列斯特·唐孔德向我解释说，“因为我突然觉得，如果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样有把握的话，维卡略兄弟俩不会杀他。”雅米尔·沙尤姆是唯一做了想做的事情的人。他一得知那个传闻，就立刻跑到他的布店门口去等圣亚哥·纳赛尔，以便把事情告诉他。此人是同易卜拉欣·纳赛尔最后一批来这儿的阿拉伯人之一，直到圣地亚哥·纳赛尔去世一直是他的牌友，当时仍是他家的传统顾问。要找圣地亚哥·纳赛尔谈事情，谁也比不上他有威信。可是，他转念一想，如果传闻不可靠，那会给圣地亚哥·纳赛尔造成一场虚惊。于是他决定先向克里斯托·贝多亚问问，他可能知道得更清楚。克里斯托·贝亚多走过时，雅米尔·沙尤姆叫住了他。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已经走到广场的拐角上，克里斯托·贝托亚拍了拍圣地亚哥·纳赛尔的背，然后朝雅米尔·沙尤姆走去。
“礼拜六见，”他对圣地亚哥·纳赛尔说。
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回答他，而是用阿拉伯语对雅米尔·沙尤姆说了一句话，雅米尔·沙尤姆笑得直不起身子，也用阿拉伯语回敬了他。“那是一种双关语，我们经常用它来取乐，”雅米尔·沙尤姆对我说。圣地亚哥·纳赛尔边走边向他们找手势告别，然后拐过了广场。那是他俩最后一次看见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一听完雅米尔·沙尤姆提供的情况，立刻跑出店铺去追圣地亚哥·纳赛尔。他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拐过了广场，可是在开始散去的人群中没有找到他。克里斯托·贝多亚向好几个人打听，他们的回答都是同样的。
“我刚刚看见他们和你在一起。”
他觉得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到家里，但是他还是走进去问了一下，因为前门没有闩上，是虚掩着的。进去时，他没有看见地上的信，穿过黑暗的客厅，他尽量不弄出声响，因为还不到客人来访的时间；但是狗在院子的尽头叫了起来，并且直奔他来。他晃着钥匙让狗安静下来——这是他从狗的主人那里学来的，——然后走到厨房，狗一直尾随着他。在走廊里，他碰见了迪维娜·弗洛尔，她正拎着一桶水，拿着拖把，准备去擦客厅的地板。她十分有把握地告诉克里斯托·贝多亚，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回来。在克里斯托·贝多亚走进厨房时，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刚刚把兔子肉放在炉灶上。她立刻明白了。“她的心都要跳出来啦，”他对我说，克里斯托·贝多亚问她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在家，她假装天真地回答说他还没有回来睡觉。
“可不是闹着玩的，”克里斯托·贝多亚对她说。“维卡略兄弟正在找他，他们要杀死他。”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不再是天真的样子了。
“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不会杀人的，”她说。
“他们从礼拜六起一直在喝酒，”克里斯托·贝多亚说道。
“正因为喝酒才不会杀人，”她反驳说。“从来没有哪一个醉汉吃自己的大便。”
克里斯托·贝多亚又回到了客厅，迪维娜·弗洛尔刚刚把客厅的窗户打开。“显然没有下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还不到七点，金色的阳光已经从窗户中射进来。”他又问迪维娜·弗洛尔，是否敢肯定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从客厅的门走进家来。这次她不象第一次那么肯定了。他又向她问起普拉西达·里内罗，她回答说，她刚刚把咖啡放在她的床头柜上，但是没有叫醒她。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向如此，七点钟起床，然后喝咖啡，下楼安排准备午饭。克里斯托·贝多亚看了看表，是六点五十六分。于是他上了二楼，想证实一下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没有回家。
寝室的房门反锁着，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从他母亲的卧室走出去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不仅象对自己的家那样熟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家，而且同这一家人不分内外，于是他推开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门，想从那儿穿过，到隔壁的卧室去。一束阳光照着飞舞的尘埃从天窗里射进来，那个美丽的女人侧着身子睡在吊床上，一只白嫩的手掩着面颊，看上去不象原来那个人。“她象一个仙女，”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他被她的美丽吸引住了，仔细地欣赏了一刻，然后悄悄地穿过卧室，经过浴室，走进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床铺没有动过，熨好的骑马装放在扶手椅上，衣服上有一顶骑士帽，地上摆着一双靴子，旁边是马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手表放在床头柜上，时针指着六点五十八分。“我突然想到他拿了枪又出去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但是，他发现马格南手枪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器，”克里斯托·贝亚多对我说，“但是我还是决定拿着那支左轮手枪送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克里斯托·贝多亚从衬衣内侧把手枪掖在腰带上，只是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被杀以后，他才发现枪里没有子弹。在他关床头柜的抽屉时，普拉西达·里内罗端着一杯咖啡出现在门口。
“我的老天！”她叫了起来。“你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克里斯托·贝多亚也吃了一惊。他看见她站在明亮的阳光下，穿着金黄色的云雀图案的晨服，头发蓬乱，令人倾倒的姿色已逝而不见。克里斯托·贝多亚有些含糊地解释说他是来找圣地亚哥·纳赛尔的。
“他去欢迎主教了，”普拉西达·里内罗说。
“主教没下船就走了，”他说。
“我早就预料到了，”她说，“这狗娘养的。”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她发现克里斯托·贝多亚那时神情尴尬。“但愿上帝饶恕了我，”普拉西达·里内罗对我说。“看到他那样狼狈，我忽然想到他是来偷东西的。”她问克里斯托·贝多亚有什么事。克里斯托·贝多亚明白自己受到了怀疑，但是他没能勇气道出真情。
“您看，我一分钟的觉也没有睡，”他对她说。
克里斯托·贝多亚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总之，”他对我说，“她总是认为别人在偷她的东西。”他在广场上遇见了阿马多尔神父，弥撒没有做成，他拿着祭衣正回教堂去。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觉得他除了能拯救圣地亚哥·纳赛尔的灵魂以外，什么也帮不了他的忙。他再次向码头走去，这时听到有人从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牛奶铺里叫他。彼得罗·维卡略站在铺子的门前，面色苍白，头发蓬乱，敞胸露怀，衬衣袖子一直挽到胳膊时，手里拿着他自己用钢锯条改制的粗笨的杀猪刀。彼得罗·维卡略装出巧遇的样子，然而那神情却显得过分骄横无礼了。虽然如此，这还称不上是在最后几分钟内唯一的和最明显的让别人出面阻止他去杀人。
“克里斯托，”他喊道，“你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我们在这里等着杀死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本来可以做件好事，阻止他们杀人的。“如果我会使用左轮手枪的话，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不会死的，”他对我说。可是，他听说过一颗穿甲弹的破坏力非常之大，这想法把他吓住了。
“我告诉你，他可带着一支马格南手枪，子弹能打穿马达，”克里斯托·贝多亚喊道。
彼得罗·维卡略知道那不是真话。“他不穿骑马装是从来不带手枪的，”彼得罗·维卡略曾对我这么说过。但是，话虽这么说，彼得罗在决定为妹妹洗刷耻辱的时候，还是作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带着手枪的准备。
“死人是不放枪的，”彼得罗朝克里斯托喊叫着说。
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出现在门口，他象弟弟一样面无血色，仍然穿着参加婚礼时的外套，一把刀用报纸包着。“如果不是由于那件事，”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我决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随着巴布洛·维卡略走出来，并且对克里斯托·贝多亚高喊着，叫他快一点，因为在这个人人都是女人胆的镇上，只有象他那样的男人才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从那以后，一切都是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了。从码头回来的人听到喊声都警觉起来，并且开始在广场上找好位置，准备观看那场凶杀案。克里斯托·贝多亚向几个熟人打听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哪里，可是谁都说没有看见。在社会俱乐部门口，他碰上了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把刚才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牛奶铺门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不会的，”阿蓬特上校说，“我已经吩咐他们去睡觉啦。”
“我刚刚看见他们拿着杀猪刀在那儿，”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不会的，我在吩咐他们去睡觉之前，把他们的刀没收了，”镇长说。“您可能是在那以前看到他们的。”
“我是两分钟前看见他们的，每个人拿着一把杀猪刀，”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啊，他妈的！”镇长说，“那大概是他们又拿了另外的刀回来啦。”
他答应立刻去过问这件事，但是他进了社会俱乐部，去定下那天晚上的一场骨牌，而当他从俱乐部出来时，人已经被杀死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当时犯了他唯一的一个致命错误：他以为圣地亚哥·纳赛尔到后来决定先去我家吃早饭，而不是先去换衣服，于是便到我家去找他。他沿着河边急急忙忙地走着，碰到谁都问一问是否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去了，但是人人都说没看见。他仍然没有惊慌，因为去我家还有别的路。时髦的女人普罗斯帕拉·阿兰戈说她父亲躺在门前的台阶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求克里斯托·贝多亚帮帮忙，因为老人接受了主教短暂的祝福也没好转。“我看见他过去了，”我妹妹马戈特对我说，“他的脸象死人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为了进去看看病人情况，耽搁了四分钟，他答应过一会回来给病人急救，他帮助普罗帕拉·阿兰戈把父亲送到卧室里去，又耽搁了三分钟。当他出来时，听到远处一片喊声，他以为是广场那边在放鞭炮。他想跑快一些，但是手枪在腰间没放好，跑不起来。当他拐过最后一个街角时，从背后认出了我的母亲，她几乎是拖着小儿子往前走着。
“路易莎·圣地亚加，”他喊我母亲，“您的教子在哪儿？”
我母亲稍稍回过身来，满脸泪痕。
“啊呀，我的孩子”她答道，“听说叫人给杀啦！”
事情一点不假。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克里斯托·贝多亚最后一次看见他拐过广场之后，立即进了他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的家。因此在克里斯托·贝多亚到处去找他时，他在未婚妻家里。“我没想到他会去那儿，”他对我说，“因为那一家人中午十二点以前是从来不起床的。”人人都说，全家人是遵从本族的老贤者纳希尔·米盖尔的命令睡到十二点的。“所以弗洛拉·米盖尔肤色细嫩，犹如一朵玫瑰花，”梅尔塞德斯说。实际情况是，他们象很多人家一样，很晚的时候才关门，而起床却很早，是些勤于劳作的人。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弗洛拉·米盖尔的父母早已为他们订婚。圣地亚哥·纳赛尔年幼时就接受了这门亲事，并决心履行婚约，这也许是因为他和父亲一样，觉得和弗洛拉·米盖尔结合有利可图。弗洛拉·米盖尔颇有风姿，但缺乏情趣和头脑，她给所有同龄人都做过傧相，所以定下终身大事对她来说真是天意。他们一直顺利地相爱着，既不进行形式主义的互访，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已经多次推迟的婚礼最后定在圣诞节举行。
那个礼拜一，弗洛拉·米盖尔听到主教乘坐的轮船头几声汽笛声就醒来了，片刻之后，她就得知维卡略孪生兄弟在等着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她对我那个修女妹妹——在不幸的事情发生后唯一和她谈过话的人——说，记不清是谁告诉她的了。“我只知道早晨六点钟时人们都知道了那件事，”她对我妹妹说。不过，她觉得维卡略兄弟俩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她当时想到的是他们俩要强迫他同安赫拉·维卡略结婚，以便挽回声誉。于是她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镇上许多人去等候主教时，她气得在寝室里大哭起来，同时整理着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学校开始寄给她的那一箱子信。
圣地亚哥·纳赛尔每次经过弗洛拉·米盖尔的家，不管里面有没有人，都要用钥匙刮一刮窗户上的铁纱。那个礼拜一，她怀里抱着那一箱子信，一直在等圣地亚哥·纳赛尔到来。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街上看不见她，可她在他用钥匙刮铁纱之前，就透过纱窗看见他走来了。
“进来，”她对他说。
早晨六点四十五分钟，莫说一般人，就连医生也从未进过这个家。圣地亚哥·纳赛尔刚刚在雅米尔·沙尤姆的店铺门口跟克里斯托·贝多亚分手，广场上又有那么多人在等待着他，但却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进了他未婚妻的家，真是令人费解。预审法官想找到哪怕是一个看见过他的人，法官象我一样，坚持不懈地找了许久，但没能找到。在预审案卷第三百八十二页上，他又用红墨水写了一个旁注：不幸的命运使我们都变成了瞎子。实际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正门走进未婚妻的家中的，毫无躲开别人的意思。弗洛拉·米盖尔气得面色铁青，身着常常在哀伤日子里穿的缀着环饰的服装，在客厅里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她把那箱信放在他手里。
“还给你，”她对他说。“但愿把你杀死！”
圣地亚哥·纳赛尔顿时一怔，箱子从他手中掉了下去，那些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信撒得满地。他想到卧室去追弗洛拉·米盖尔，但是她把门关上了并且闩上了插销。他敲了几次门，用急切的声音叫她，那声音清晨听起来太叫人惊讶，以致全家人都惊慌地跑来。把家人和亲戚、大人和小孩都算上，共有十四、五口人。最后出来的是父亲希尔·米盖尔，他留着火红的胡须，穿着从故乡带来的贝督因人那种带有兜帽的长衣，在家中他总是穿这样的衣服。我见到他的次数很多，他身材魁梧，举止稳重，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很大的权威。
“弗洛拉，”他用他本族的语言叫道，“把门打开。”
他走进女儿的房间，而全家人则凝视着神情茫然的圣地亚哥·纳赛尔。他跪在客厅里，捡起地上的信件放到箱子里。“他好象在做忏悔，”那家的人对我说。过了几分钟，纳希尔·米盖尔从女儿的房间走出来，打了个手势，全家人便都离去了。
老人继续用阿拉伯语同圣地亚哥·纳赛尔谈话。“从一开始我就明白他对于我跟他讲的事情一无所知，”纳希尔·米盖尔对我说。“当时我偷偷地问他是否知道维卡略兄弟俩正在寻找他，要把他杀死，他面如白纸，茫然不知所措，没法相信他是伪装的，”老人对我说。他也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更多的不是害怕，而是茫然。
“你大概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你，”老人地圣地亚哥·纳赛尔说。“不管怎么说，现在你只有两条路：要么躲在这里，这是你的家。要么拿上我的来复枪出去。”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圣地亚哥·纳赛尔说。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是用西班牙语说的。“他象只落水鸟，”纳希尔·米盖尔对我说。他不得不把箱子从圣地亚哥·纳赛尔手中夺下来，因为他连放下箱子开门都不知道了。
“那将是两个对一个，”老人对他说。
圣地亚哥·纳赛尔走了。人们象游行的日子那样来到广场。大家都看见了他走出来，并且也看出了他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他是那样的惊慌，以致找不到回家的路途。据说有人在阳台上喊了一句：“别从那儿走，阿拉伯人，从旧港那边走。”圣地亚哥·纳赛尔看了看是谁在喊。雅米尔·沙尤姆呼喊着叫他到他店里躲一躲，并且进店去找他的猎枪，但是他不记得枪弹藏在什么地方了。这时四面八方的人都朝着他喊，圣地亚哥·纳赛尔转过来又转过去，无所适从，他被那么多同时而来的喊声弄得晕头转向了。很明显，他是想从厨房门进家的，但是，可能突然想起了前边的大门是开着的，于是转身向那儿走去。
“他来啦，”彼得罗·维卡略说。
兄弟俩同时看见了他。巴布洛·维卡略脱下上衣放在凳子，拿出一把弯形杀猪刀。他们在离开店铺前，不约而同地画了十字。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抓住彼得罗·维卡略的衬衣，高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喊着，叫他赶快跑开，说他们要杀他。她的喊声是那样急促，淹没了所有其他的喊声。“起初他吃了一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因为他不知道是谁在喊他，也不知道喊声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当他看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时候，也看见了彼得罗·维卡略，后者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一下子推倒在地，然后赶上了他的哥哥。这时，圣地亚哥·纳赛尔离家不到五十米远，他拔腿向大门跑去。
五分钟以前，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在厨房里把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普拉西达·里内罗。普拉西达·里内罗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她没有流露出半点惊慌的样子。她问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是否把事情透露给了她的儿子一点，她有意说了谎，回答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去喝咖啡的时候，她还一无所知。迪维娜·弗洛尔继续在客厅里擦着地板，同时她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从临广场的门进了家，上了小楼梯回卧室去。“我看得清清楚楚，”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他穿着白衣服，手里拿着什么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看象是束玫瑰花。”这样，当普拉西达·里内罗问迪维娜·弗洛尔时，迪维娜·弗洛尔还要她不必担心呢。
“一分钟以前他上楼回房间里去了，”她对普拉西达·里内罗说。
普拉西达·里内罗当时看见地上有封信，但是没有想到去拾起来，只是后来在那场悲剧的混乱中有人把那封信拿给她看时，她才知道了上边写的是什么。她通过家门看见维卡略兄弟俩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杀猪刀向她家跑来，从她站的地方可以看见他们，但是看不到从另一个方向朝大门跑来的儿子。“我以为他们想闯进来，把我儿子杀死在屋里，”她对我说。于是向大门跑去，一下子将门关上了。她正在拴门闩时，听到了圣地亚亚哥·纳赛尔的喊声；听到用拳头拼命敲门的声音，可是她以为儿子是在楼上，从他卧室的阳台上责骂维卡略兄弟俩呢。她赶紧上楼去帮儿子的忙。
圣地亚哥·纳赛尔只消几秒钟就可以跑进家门了，但这时门却关上了。他争取了一点时间用拳头敲了几次大门，随后便马上转过身去赤手空拳对付他的两个敌人了。“当我面对面地看他时，我胆怯了，”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因为我觉得他有平时两倍高大。”圣地亚哥·纳赛尔举起手挡住彼得罗·维卡略砍来的第一刀，那是用尖刀从右侧砍过来的。
“狗娘养的！”他喊道。
尖刀扎穿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右手，接着又从右肋深深地扎进去。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惨叫声。
“啊哟，我的妈呀！”
彼得罗·维卡略使出屠夫的野劲将刀拔出来，几乎就在同一个地方又捅了第二刀。“奇怪的是，刀拔出来时滴血不沾，”彼得罗·维卡略对预审法官供认说。“我至少给了他三刀，他一滴血也没有流。”挨了第三刀以后，圣地亚哥·纳赛尔双臂抱着肚子弯下了腰。他象牛犊一样哀叫了一声，企图转身背对他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弯刀站在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左边，当即在他的背上砍了唯一的一刀，一股鲜血迸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衬衣。“那血同他身上的味道是一样的，”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受了三处致命伤以后，再次转身面对他们。他背靠在他家大门上，毫不抵抗，仿佛只是想帮助他们各处都砍几刀，最后把自己杀死。“他没有再呼喊，”彼得罗·维卡略对预审法官说。“相反，我象是看到他在笑。”这时维卡略兄弟对着大门继续你一刀我一刀地、毫不费力地砍了起来，他们顾不上害怕，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光使他们完全沉浸在欢愉之中。看到他们这样行凶，全镇的人吓得喊声不绝，可是他们却听不见。“我觉得仿佛在骑着骏马飞奔一样，”巴布洛·维卡略供认说。但是，兄弟俩猛然面对现实醒悟过来，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可是还觉得圣地亚哥·纳赛尔永远不会倒下。“他妈的，表哥，”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你不知道杀个大活人可真是不容易呀！”彼得罗·纳赛尔想最后结果圣地亚哥·纳赛尔的生命，便找他的心窝下手，但是他几乎到腋下去找了，因为猪的心脏是在那个地方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倒下，因为正是那两兄弟的刀不断砍来将他支撑在门上。巴布洛·维卡略绝望了，他拼命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肚子上横砍了一刀，肠子顿时全部涌了出来。彼得罗·维卡略也想这么干，但是由于害怕，手腕不听使唤，一下子砍在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大腿上。圣地亚哥·纳赛尔倚在门上继续站了一会，直到阳光下看见自己洁净发绿的肠子时，才跪倒下去。
普拉西达·里内罗在各个卧室呼喊着找圣地亚哥·纳赛尔之后，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另外的喊叫声，那不是他儿子的声音，那时她把头探出那扇朝广场的窗子，看见维卡略兄弟向教堂跑去。雅米尔·沙尤姆手里拿着打老虎的猎枪紧紧地追赶他们，另一些赤手空拳的阿拉伯人也在追赶。普拉西达·里内罗以为危险过去了。后来她走到卧室的阳台上，发现圣地亚哥·纳赛尔朝着大门趴在门前的土地上，想从自己的血泊中直起身子。他斜着身子站了起来，用手托着挂在外面的肠子，悠悠忽忽地迈起了步子。
为了绕房子转一圈后从厨房门走进家里，他走了一百多米。那时他还相当清醒，不从街上走——那样走要远些，——而是从邻近的房子穿过去。庞乔·拉纳欧、他妻子和五个孩子，还不知道在距他家门口只有二十步远的地方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听到了喊声，”庞乔·拉纳欧的妻子对我说，“但是我们以为是欢迎主教呢。”他们正要开始吃早饭的时候，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满身鲜血、用手捧着一串肠子走进来。庞乔·拉纳欧告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股刺鼻的粪便味。”但是，大女儿阿尔赫尼达·拉纳欧却说，圣地亚哥·纳赛尔仍然象往常那样潇洒地走着，那张撒拉逊人的脸，配上被弄乱了的鬈发，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英俊。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过饭桌时，对他们笑了笑，随后穿过卧室从屋子的后门走出去。“我们都吓瘫了，”阿尔赫尼达·拉纳欧对我说。我姑母维内弗里达·马尔克斯正在河对岸她家的院子里刮鱼鳞，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从旧港的阶梯上下来，迈着坚定的步子朝他家的方向走去。
“圣地亚哥，我的孩子，”她向他喊道，“你怎么啦！”
圣地亚哥·纳赛尔认出了她。
“他们把我杀了，维内弗里达，”他说。
他在最后一道阶梯上绊倒了，但是立刻又站了起来。“他甚至想到用手掸掉沾在肠子上的尘土，”我姑母维内弗里达对我说。后来圣地亚哥·纳赛尔从那扇打六点钟起就开着的后门进了家，一下子扑倒在厨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