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人

土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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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钟我出发了,夹克里塞着枕头,怕万一集体农庄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偷。风“沙沙”地吹拂着长满野菜和甜菜的田野,橙红色的野草摇摆着,露珠波浪般闪耀。其中就有如火如荼的麦得草。风迎面吹来,整个荒原袭入我的身体,想让我崩溃,因为我是那么羸弱,而它是那般贪婪。在一片野菜地和一片狭长的金合欢树林背后,是第一座炉渣堆,再后面是草地,草地过去是一片玉米地。然后就是第二座炉渣堆。草中露出土狗的头来,它们后腿直立着向这边观瞧。我看见褐色皮毛的背脊,手指长的尾巴,苍白的肚腹。它们的脑袋点动着,两只前蹄合在一起,像人类祈祷时的双手。就连它们的耳朵也和人一样贴在脑袋侧面。那些头又点了一下,然后就只剩下荒草在地洞上面摇来摆去,和风吹的完全两样,前后就一秒钟的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醒悟过来,土狗已经发现我独自一人走在荒原上,无人看管。土狗的直觉很灵敏,我想,它们在祈求我逃跑。逃跑现在是可能的,可是能逃到哪里去呢。也许它们想警告我,因为我很可能早已踏上了逃亡之路。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追踪我。后面很远处有两个人影,看上去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扛着短把儿铁锹,没带枪。天空像一张蓝色的网,笼罩着原野,在远处和大地连成一体,无空可逃。

营地里已经三次有人逃跑了。三次都是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乌克兰人,图尔•普里库利奇的老乡。他们俄语说得很棒,然而还是被抓获了,被打得不成人样,在点名时被拉出来示众。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不是送去特别劳动营,就是送到坟墓里去了。

这时,我看到左边有间简陋的小屋,一个警卫腰带上挂着手枪。他是个瘦瘦的年轻人,比我矮半头。他对我招招手,是在等我。他很赶时间,我还没有在他面前站定,他就带着我沿着菜田走去。他嗑着葵花子,一次扔进嘴里两粒,迅速地一动,从一个嘴角吐出壳儿来,与此同时,另一个嘴角已经吃进下两粒,空壳又从另一边飞了出来。他吃得很快,我们走得同样快。我寻思,他也许是个哑巴。他不说话,不出汗,嘴巴耍着杂技,节奏丝毫不乱。他一路走去,如脚踏双轮,御风而行。他沉默着,吃着,宛如一部去壳机器。他拽了一下我的胳膊,我们停下脚步。在那儿,有二十来个妇女散开在田里。她们没有工具,徒手将土豆从土里刨出来。警卫把一行田垄分派给了我。太阳居于天空的中央,像块烧红的炭。我两手刨着土,那地很硬。皮肤开裂了,泥土钻进伤口里,火辣辣地疼。我抬头时,眼前飞舞着一群群闪亮的金星。脑子里的血凝固了。在田间,这个佩戴手枪的年轻人除了是警卫外,还是工头、生产队长、领班、检验员,身兼数职。妇女们聊天,如果被他逮到的话,他就抡起土豆的茎秆儿抽她们的脸,或者把烂土豆塞进她们嘴里。而且他一点儿都不哑。我听不懂他骂了些什么。那不是铲煤时的咒骂,不是建筑工地的叱令,或者地窖里的切口。

慢慢的,我对今天这事儿有了新看法,定是图尔•普里库利奇和他商量好了,让我干一天活,等到晚上再毙了我,就说我想逃跑。或者晚上把我塞进一个地洞里,一个完全隐密的地洞,因为我是这儿唯一的男人。也许不仅仅是这天晚上,而是从这天起的每个晚上,我都别想回营地去了。

夜晚降临了。那家伙除了是警卫、工头、生产队长、领班、检验员外,还是营地主管。妇女们排成行集合点数,说出自己的名字和编号,然后把工作服口袋掏干净,每只手里握着两个土豆等待检查。她们可以留下四个不大不小的土豆。如果有一个太大了,就得换掉。我站在队列的末尾,打开枕头接受检查。枕头里装了27个土豆,7个中等的,20个大的。我也只允许留下四只,其余的必须倒出来。这个配着手枪的人问我叫什么。我说:雷奥帕德•奥伯克。他拿了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好像它和我的名字有什么关联,然后就是一脚,踢得它从我肩膀上飞过去。我一缩头。第二个土豆他没用脚踢,而是冲我的脑袋扔过来,然后拔枪就射,飞行的土豆被击得粉碎,我的脑袋也是。我正浮想联翩的时候,他盯着我,看我如何把枕头塞进裤子口袋里。他扯着我的胳臂把我拉出队列,给我指指黑夜,指指荒原,就是我今天早上来的那个方向,仿佛他又变回哑巴了。他让我就立在那儿。他命令女人们齐步走,自己跟在队伍后面朝另一个方向走了。我站在田边上,看着他和女人们一行越走越远,心里却明白,要不了一会儿,他就会离开队伍独自回来。一声枪响,又没人证,这就叫:试图逃跑,就地枪决。

那队伍像条褐色的长蛇越来越小。我站在那一大堆土豆前像是生了根。我渐渐明白了,有什么约定的话,也不是在图尔•普里库利奇和警卫之间,而是在图尔和我之间。这堆土豆就是那个约定。图尔要用土豆来付我围巾的钱。

我把浑身上下都塞满了大大小小的土豆,连帽子里都是。数了一下,一共273个。饥饿天使帮了我忙,它可是个臭名昭彰的窃贼。然而帮过之后,它又变成个臭名昭彰的施虐者,抛下我在回家的长路上独行。

我出发了。不一会儿我浑身上下痒起来,头上有虱子,脖子前后有虱子,腋下有虱子,胸前有虱子,阴毛里有一团团的虱子。在雨靴的裹脚布里,脚趾之间不用说是奇痒了。要搔痒就得抬手,可袖子里塞满了土豆,如何抬得了手。要走路就得弯膝盖,可是裤腿里塞了土豆,弯腿也做不到。我拖着步子挪过了第一座炉渣堆。第二座怎么也看不见,抑或是我没注意到。那些土豆比我还重。要想看到第三座炉渣堆就难了,因为天色已经很暗了。满天的星斗都连起来了。银河从南流向北,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曾经这么说过,那次他的第二个老乡没逃成,正在营地操场上示众。要想去西方的话,他说,就得跨过银河,再向右拐,然后照直走,一直保持在北斗七星的左边。不过我始终没有发现第二座和第三座炉渣堆,回程它们应该出现在左边的。我宁愿随时随地受人监督,也不愿彻彻底底迷失方向。金合欢树,玉米田,还有我的脚步都披上了黑色的斗篷。野菜的头注视着我,像人的脑袋,留着各式各样的发型,带着各式各样的帽子。只有月亮戴着一顶白色的女帽,像护士一样轻抚着我的脸。

我心想,也许我再也不需要这些土豆了,也许我已在地窖里中了毒,已经病入膏肓,自己还一无所知。我听到枝叶间断续的鸟鸣,远处幽怨的低语。暗夜中的侧影是会流动的。我心想,别怕,要不然会被它们淹没的。为了不去祷告,我对自己说:

一切持久的事物都不会随意变化自己,它们和世界之间只需要一种唯一且永远不变的关系。荒原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隐伏,月亮和世界的关系就是照亮,土狗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逃逸,杂草和世界的关系就是飘荡。而我和世界的关系就是吃。

风呢喃着,我听见了母亲的声音。离家前的最后一个夏天,在饭桌上,母亲说,别用叉子戳土豆,它会散的,吃肉时才拿叉子。这话她不该说的。母亲当时肯定无法想象,荒原识得她的声音。在荒原的黑夜中,土豆曾经扯着我向地上坠,头顶繁星无比刺眼。当年在饭桌上,谁也料不到,有一天我会像一只衣柜那样拖曳着步子,穿过田野和草地,向营地大门挪去。谁也料不到,仅仅三年后,我成了个土豆人,在黑夜中形影相吊,把回营的路视为归家的路。

营地大门口,狗吠叫着。那音调在夜里分外高亢,总是跟哭声相仿。或许图尔•普里库利奇和卫兵说好了,他没检查我,就摆手放我进去。我听见他在背后笑,脚步笨重地在地上拖。我浑身塞得满满的,无法转身,或许他是在模仿我僵直的步态。

第二天上夜班时,我给阿尔伯特•吉翁带去了三个中等大小的土豆。或许他想在左右无人之时,到后面开着口儿的铁篮子那儿,用火烤了吃。不过他不想。他拿起每个土豆端详一番,然后放进帽子里。他说:为什么刚好273个土豆。

因为摄氏零下273度是绝对的零点,我说,不可能再冷了。

这会儿你搬出科学来说事儿了,他说,你当时肯定是数错了。

我不可能数错的,我说,273这个数字不用人数,它自己会数的,它是个公理。

公理,阿尔伯特•吉翁说,你当时该想点儿别的事儿。嗬,雷奥,你能逃的呀。

我给了特鲁迪•佩利坎20个土豆,算是还了她的糖和盐。两个月后,就在圣诞节前几天,273个土豆全吃完了。最后几个长了青绿色流曳的眼睛,像贝娅•查克尔一样。我在想,有一天是不是该把这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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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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