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男友们

第二章 男友们

我的男文友包括张尊、李管、张小东、梅逊等数人。

我程度不一地爱他们,在感情上有一种深深的依恋,如果有几天看不到他们我就要去找,不管出着大太阳还是下着雨,我会跑到他们住的大院去,站在楼下高声呼喊他们的名字(多么没有教养、多么不淑女啊!到现在我也不喜欢淑女,这种文明的果实,她们走路要踮着脚,坐着要挺胸收腹,说话要像蚂蚁,吃饭要像小鸟,在她们面前我会感到累),如果楼上没有人,我就会向邻居打听。

他们每个人的妻子都是全城公认的美人,在大学里是校花,在舞会上是皇后,都是十分带得出去的。在八十年代,所有的美人都愿意嫁给一名青年作家,那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啊!即使十年过去,现在你们到南宁看看,他们的妻子还是风韵依旧,真正的美人是不会老的。当然她们都不是南宁本地人,南宁是不出美人的,广西的美人大多数来自桂林,或者祖籍江苏。

只有李管至今未婚。

李的问题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他当年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桂林的文学青年以讲他的坏话为荣,讲了他的坏话,就说明跟他很熟,跟李管相熟就是一种荣耀。跟李管谈恋爱则是更大的荣耀。

当年我对李管有一点好感。我对所有有才华的人都有一点好感,包括达利和布努艾尔。八五年的时候我和李管、张尊、梅逊、鲍小松等四人同考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他们前面三个人的考试方式是每人写一个电影剧本,我和鲍小松则是对这些剧本进行评价,指出优缺点,并提出一个修改方案。结果我和鲍小松最后都顺利过关,调进了电影厂,他们三人则全军覆没。

在1985年冬天,形势尚未明朗,每个人看上去都有希望。当时的文学部主任陈敦德雄心勃勃,开了一个电影研讨会,请来了北京的专家,专家带来了内部片,有《金色池塘》《恋人曲》《头回出嫁》《列宁在巴黎》《奇怪的女人》《命运的嘲弄》,看完了电影又讲课,讲完了课还出去采风。

陈主任为了培养我们,把我们五个人全带上了。一路车开到广西的最西端隆林,去看苗族的女孩和土特产,又看红水河上游的天生桥水电站,还去看了红七军军部旧址。

李管就是在天生桥水电站的隧道里说我的名字像交际花的。

一边是怪头怪脑的美国掘进机,一边是闪着铁光的巨大管道,隧道里吊着电灯泡,鼻子里全是泥土的腥气,按说这样的环境应该首先想到战壕、防空洞、苏联片《战地浪漫曲》才合道理,但他环顾四周后忽然说:林白薇,你的名字太像一个交际花了,陈白露、林白薇。这截隧道里只有我和他两人,没有别的人听见,但电影《日出》里陈白露的棺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没有人听见,我也十分生气。我立即回敬了他一句:交际花也不错,比唐朝美人好。

说完之后我十分痛快。

"唐朝美人"是李管的敌人奉送给他的雅号,李本人较胖,十分忌讳这个说法。我拾起这块石头一扔,正好中了李管的七寸,他向后一退,差点从管道上掉了下去(无危险)。

这时候有人给我们抢拍了一张照片。这幅照片被我放在北流老家,十年来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去年我回北流,在一堆旧照片里看到了它,当时李管穿着一件短风衣,外面是米色,里子带领是大红,他穿在身上特别时髦,但他在照片上斜着身子,十分狼狈,我则穿着牛仔裤,上身是一件军绿色的毛衣,我头发蓬乱,两道眉毛是竖的,脸上亮得像金属的反光,头顶有一颗电灯泡,整个背景是黑的。

就是这么两个莫明其妙的人,看不出会有什么甜蜜的故事发生。

但是去年十月在南宁,在我到达的当天晚上,张尊在明园咖啡厅约我喝咖啡,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当年有没有可能跟李管结婚?

我觉得这是一句奇怪的问话,我跟李管从来没有闹过什么风流韵事,也没有谈过一分钟的恋爱,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从何谈起?

我不动声色地答道:如果发展一下,还是很有可能的。

张尊比我还要不动声色地说:告诉你吧,如果你跟他结了婚,现在已经离了十年了。

我不知道他是指责我离婚成性,还是认为李管实在太不适合我了。过了一会我才明白,李管从珠海给张尊打电话,说我从桂林机场往珠海给他打长途电话说了有足足半个小时。我这个人很少主动给别人打电话,何况是长途,又何况是男的,而且是半个小时,张尊觉得我有一点不良倾向,作为朋友,他有责任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

(关于打电话的事情是这样的:我1998年10月到西安签名售书,结束之后直接回广西老家看母亲,因西安没有直飞南宁的飞机,需要在桂林转机。我那天上午十点半到桂林,下午两点半的飞机,在桂林机场足足停留了四个小时,我给桂林、南宁两地的朋友都打了电话,偏偏张尊的电话打不通,这才又给李管打电话,结果一聊就是半小时。在电话里我问起了李管的婚姻,他说有一次几乎就要登记了,结果还是没登。)

张尊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温暖和亲切。

当年我和另外一名女作者Y以及李管三人一起去见陈敦德面试,张尊反复告诫我一定要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因为Y出身名门,人又漂亮,而且已是省报文艺部记者,见多识广,而我不过是一名图书馆员。张担心Y把我压倒。

结果那天我状态特别好,完全超常发挥。Y反倒感到压抑,无论谈什么话题(主要是电影和小说两大话题,电影谈的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小说谈的是莫言的《红高粱》),Y一概不开口,后来她就先走了。

到了第二天,我去看张尊,他说听李管说我昨晚表现很出色,压抑了Y,他说:"就是要这样"。他又说昨晚问李管你穿什么衣服他根本说不清楚,然后问我:你是不是穿这条裙子?我说不是,就是穿了一条牛仔裤。

张尊说,像你这么不爱打扮的人是很容易丢分的,因为陈敦德认为文学部的人走出去要十分醒目,十分带劲。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五年了,每当我回想当年的调动,首先听到的总是张尊的声音:你是不是穿这条裙子?他是山东人,在桂林长大,当过多年演员,能讲一口十分标准的普通话。

他的声音从我的桌子那边飘来,当年的一切已不复存在。

一只电影虫子要到一张巨大的叶子上去了,这张叶子就叫电影厂,它的筋络无边无际,它的汁液源源不断,一辈子也吃不完。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情啊!张尊关照我穿漂亮衣服的声音犹如一个渐渐敞开的进口,它透着光,往昔岁月的丰绕枝叶在光中摇曳,在初夏的绿色中,我再一次看到了1985年的自己。

林蛛蛛,又黑又瘦,扎着两根短辫,额头上有一排留海,衣着随便,喜欢把衫衣束在裤腰里,有一种中性(或偏男性)趣味,用诗人杨克(杨现在广州,1999年主编了一本《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话说就是:林蛛蛛是那种在人群里一下就被淹没的人。

女人很容易因为意识到自己不好看,或衣服太土、发型不时髦而缺乏自信,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只要有一个男人在场,所有的女人就会用这个男人的目光来挑剔自己,平添许多压抑和不自在,空气中就是这样渐渐积存了越来越多的男人的眼睛,即使没有男人在场,女人们也会无意识地感到这些眼光,这些场。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感到过来自相貌、衣服方面的压抑,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到了某种先进理论的武装,思想超前,而是因为我经常意识不到自己是女性。

我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

我喜欢男友们的妻子。

我爱她们。她们的友好使我感到,即使我每天去找她们的丈夫,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在深夜的黑暗里,即使只有我和某一个男友,即使房门紧闭,即使百米之内,四周无人,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深夜十二点,百米之内,四周无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否狐仙出没,荒草丛生。荒草丛生是我十分熟悉的一个环境,各种草在我的身后像动画那样抽条拔节,东扭扭西扭扭,姿势略有一点夸张,一扭二扭三扭,它们的叶子就从墙脚长到了我的窗口,有细小锯齿的锋利的长叶子,有毛绒绒的椭圆形叶子,还有一种藤本植物,它的叶子是一种薄而易破的心形,它们拥挤着攀升到我的后窗,窗上钉了两层五金厂的下角料铁皮,那上面有一排排整齐的圆洞,就像刻意做成的图案。浓郁的铁腥味和新鲜的草腥味终日缭绕,那是我多年前居住过的平房。

当时的图书馆在公园里,我住的平房在园子的最深处,那里尚未开发,荒凉的后山,树深草高,人迹罕至,有时候会像电影一样发生刑事案件,在离我的房子二百米的地方,在几株栀枝花树底下,曾经发现过一个死去的女人,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上衣,脚上是一双棕色的塑料凉鞋。

那天晚上陈让我们几个人去电影厂看内部片,是两部美国电影,散场之后已经十二点过了,张尊决定送我。

我们骑着车,从电影厂所在的北郊穿越大半个南宁回到公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深夜的公园,我经常在晚上出门,但十点以前就回来,这时候还有路灯,路旁的长椅上还有相拥的恋人。我骑在车上,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宿舍的后门。后门没有灯,两旁都是树丛,我经常担心在我下车之后,还没来得及开门背后就会跳出一条黑影,把我的嘴捂着拖到树林里。每次我在掏钥匙的时候心都是提起来的,如果我高度紧张的神经听到某种细微的声音,我就会在进门之后以闪电的速度关上门,而把我的自行车扔在门口外面。我的车就是这样无数次地经受风吹雨淋,变成全南宁最锈最破最脏的车。有两类嘲笑我的话是这样说的,"嗬,这车真革命!",另一类是"人跟车差太远了!"说这话的都是星期天上公园玩的年轻人,他们三五成群,我更多的时候会认为他们是一种夸奖。如果我是一个男孩,看到一个年轻女人骑着一辆全南宁最破的车,我也会由衷地指出事情的不公平。同时我还会想到,这个年轻女人八成没有男朋友。

事实确是如此,张尊是我的朋友,但不是恋人,他出于关心朋友的天性,在深夜十二点把我送回家。他在我的身旁,但我一点都看不见他,全部路灯都熄灭了,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我们只好推着车走,这就像闭着眼睛走路一样,即使知道前面是平整的路,也会凭空觉得有坑或有石头,闭着眼睛只能坚持三秒钟,到第四秒就吓得赶紧睁开眼。倒退着走路也是,退两三步就忍不住回头看看,总觉得要掉进坑里了。我们对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总是有着过份的怀疑。

我是一个经受过锻炼的人,在幼年时就独自对付过各种黑暗。在我成年后我发现,大多数女性都不适应在完全黑暗的屋子里睡觉,她们要彻夜开着走廊灯或地灯,如果这些灯都没有,她们则要开着卫生间的灯,然后把门开着,让卫生间的灯光反射到房间里。

所有的女人都担心在黑暗中有一条黑影扑到自己身上。在我们的感官中黑暗是有重量的,它跟随我们的惊恐程度在一瞬间加重,又在另一瞬间变松驰,它是我们身体深处的神经的延伸物。它的形状和质地,完全是我们在某个时候赋予的。有多少内心的尖叫,就有多少黑暗的千锤百炼。

那天晚上是千锤百炼中最重的一锤。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黑暗,最黑的黑都会有一点微弱的光,或者是远处的灯,或者是云层缝隙的星光,它会使我们在浓黑中看见自己的手。那晚的黑暗吞没了一切,那么厚的云层,那么浓密的树冠,那么深的深夜,上下左右,完全没有了方向感,好象飘浮在深渊之中,而每迈出一步,又会掉进更深的深渊。

我每走一步,就叫一声张尊的名字,他答应的声音就像溪流中凸出水面的石头,我小心地踩着它们往前走。走了几步之后,他在答应我的同时按响他的车铃,铃声一圈又一圈地碰到我的身体,然后落到地上成为石头之间的细沙,深渊不见了,道路重新变成了庭园里的甬道。走了有十几分钟,就到了我宿舍的后门,他站在旁边,看我进了门才走。

这段深夜的道路在多年以后还能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多年以后,我还常常看见自己独自一人在深夜十二点穿过南宁空寂的大街,我草木皆兵,全身浸泡在冷汗中,惊恐万状地往前赶路,当我走进公园大门,才知道我再咬牙、再硬着头皮,我也不可能越过这片黑暗的万丈深渊。

为了这一个夜晚,我将永远感谢张尊。

当年我喜欢一种没有性别意识的气氛。

我对他们的感情是不是一种兄弟般的感情呢?如果置身于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我就是那个高山,我把我的辫子剪掉,推成寸头,我只在一面破镜里看一眼就不看了。然后,炮火连天,下着大雪,为了救出排长雷振林,那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我冒着危险冲到磨房,在熊熊烈火中大声喊道:排长__排长__火光映在我的脸上,我的额头和脸颊各有一块土印,这使我的双眸看起来更加明亮。雷振林当时正躲在磨盘底下,我拉起他就往外跑,在一堵墙跟前,我托着他先翻,然后我翻,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大腿。后来在行军中,雷振林把我背着走,我的脑门和他的脑门都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我怕暴露自己的女性身份,死活都不肯动手术。那个大夫戴着眼镜,脸瘦而多皱,有点像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最后,我留起了齐耳短发,出现在欢送队伍中,我排里的战友们头戴树叶,肩扛机枪(刚刚缴获的),从我的面前经过。雷振林,他来了,送给我一把指挥刀。多带劲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真正的指挥刀!我最喜欢这样的礼物,它是我的魔杖,向上一挥,千军迸发,万马奔腾,排山倒海的巨浪,马蹄扬起的飞尘。我喜欢《战火中的青春》这个片名,我既喜欢战火(必须是电影中的,虚拟的,我爱好和平,但我更喜欢极端状态下的激情)又喜欢青春,战火中的青春是浓缩的青春,炮火连天,一日等于百年,坚硬如铁。

《战火中的青春》是1959年摄制的片子,我不可能进入其中。我在和平的八十年代,把诗歌当成战火,从人民公园到南宁剧场就是我的行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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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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