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政府的秘密备忘录

这些首次公开的秘密备忘录揭示了苏联政府一直向美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对犹太同盟加以控制。在纽约的苏联民航办事处玻璃窗被砸后，苏联中止了原定第二天召开的四国会谈，把责任巧妙地推到美国政府身上。在苏联艺术家访问演出中发生的捣乱事件导致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和歌剧院取消了原定的访美演出计划（这些文化交流计划当然都是索尔胡鲁克促成的）。备忘录对苏联当局可能以犹太人保卫同盟的破坏活动作为一个借口，来结束或延迟为限制苏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表示关切。

苏联在抗议中指责，没有美国政府主动积极的共谋和纵容，犹太同盟就不可能如此有组织地不断对苏联人进行威吓骚扰。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各布马立克在他一封典型的致联合国大会的信件中罗织了如下文法不通又夸张过分的罪名：专制的美国当局在对付一伙无事生非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时（不可能）如此无能，这些人鼓吹极右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以及法西斯分子的种族优劣论，在美国制造对外国人民的仇视情绪，并公开宣扬以恶化苏美关系为己任。（可讥可讽的是，根据一份政府特别调查小组的报告，犹太人保卫同盟被列为具有左翼政治倾向的组织，因为埃德加胡佛认为所有反纳粹的组织都属于左翼。）还有一份苏联电报对迄今这些罪犯没有一人受到惩罚提出抗议，并表示愿意向美国当局提供这些干蠢事的人的住址，如果司法部找不到他们的话。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绝密备忘录中要求司法部确保对犹太同盟活动分子的起诉，认为这将极大地提高美国在外交政策具体问题上对付苏联的能力。

当苏联法院判决两个犹太人死刑，因为他们企图夺取一架苏联飞机并飞到瑞典去，这时犹太人保卫同盟立即发出威胁，如果死刑判决执行的话，他们就杀死四个苏联外交官。国务院内部电报透露了美国外交人员的担心，他们认为犹太同盟确实会说到做到。在原定执行日期前夜，国务院要求外交人员保持最高戒备状态，可是判决终于改为无期徒刑。（我那时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我很快就成了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律师之一，并且去苏联为他们的释放而努力。）

鉴于犹太同盟具有破坏美苏关系的潜在力量，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给司法部长米切尔写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批准其在同盟成员的电话上安放窃听装置。胡佛把同盟形容为美国当今最好战的亲犹太人组织，宣称白宫已表示关切。由于同盟支持犹太种族的活动可以造成美国在国际上的尴尬局面，为避免这种情况，胡佛要求米切尔批准该局安装窃听设备，以便提前获取犹太同盟活动的蛛丝马迹。这一要求得到批准，随即安放了窃听器。

我们研究了这些秘密备忘录后，要求法院作出裁决，宣判对犹太同盟安放窃听器是非法的，因为它并未经法院预先批准。我们争辩说，不管犹太同盟有什么样的观点，它只是一个美国国内组织。尽管用胡佛的话来说，它的目的是为犹太种族的利益效劳，同盟却没有得到任何国际上的支持，甚至连同盟有时宣称代表其利益的以色列政府也不赞成它，谴责它的暴力活动。

政府公诉人争辩道，同盟是一个国际组织，最高法院关于国内组织的裁决对它不适用。首席公诉人亨利普泽尔站起来就此洋洋洒洒一番，可鲍曼法官却打断他：

法官：你是说有人想对窃听犹太人保卫同盟活动情况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利害攸关提出异议？

普泽尔先生：否则我脸上就不会这么严肃了。如果法庭裁决这不是一种国际间的侦讯情况，而是一桩国内侦讯情况，那么

法官：我就是这样裁决的。

我到现在还不理解为什么政府不继续努力在国际关系这个论据上据理以争，也不明白为什么鲍曼法官如此积极地了结这个问题。从国务院文件的内容中可以得出结论，即窃听与美国的国际关系有关，即使犹太同盟只是一个国内组织的话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好机会，使政府可以寻找一个对外情报工作例外情况更广泛的解释，来避开安装窃听装置必须经法院批准的规定。可是鲍曼法官排除了这个问题，案子在不管什么性质的电话窃听都是违宪的这一双方都没有异议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诉讼。

考虑到这个裁决，我们要求政府提供这些记录窃听内容的录音带，以便我们收听它们的内容，来考虑从西格尔处得到的口供是否被这些非法窃听玷污了，如果已玷污，就成了有毒的树结的果子。

这些有关玷污和果子的概念是传统的法律用语，来隐喻有疑义的证据与最初政府的非法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比方说，如果政府非法搜查了一所房子，发现了毒品，这些毒品就是玷污的，成为非法搜查之树结出的毒果。然而，如果在搜查过程中警察发现一本地址本，上面有一个证人的名字，通过这个人后来找到毒品，那么这些毒品是否应被看作是被最初非法搜查玷污的，或非法搜查的结果就不那么明确了。法院可能会裁决最初的玷污已因后来有了活生生的人证而减弱，毒品也就不成其为政府非法行为的果实了21。

如果我们能证明，政府想在法庭上讯问西格尔的问题，是直接根据非法窃听得到的情报得出的，我们或许可以劝说鲍曼法官认为这些问题确实是有毒的树上结出的玷污果子。这样我们就可能得到想争取的裁决西格尔不需要在胡鲁克案中出庭作证反对他的朋友。

我们等待着司法部把录音带送来，然后就可以逐字逐句地听一遍，找寻与西格尔口供有关系，通过非法窃听得到的情报。

可是我们到头来也未能听这些录音带。普泽尔宣布，窃听录音带在联邦调查局对其内容作简单记录之后早已定期地、无意地擦掉，以便接着使用。帕泽尔告诉我们，这样的记录，是逐日由窃听电话的特工人员作的简明摘要。我们要来了这些记录，读完之后发现它们没有什么用处，只有联邦调查局窃听特工认为有用谈话内容的最扼要记录。

可就是这些简明摘要也暴露出窃听行为的不端。从西格尔电话交谈中窃听到的内容包罗万象，从狗食、汽车、炸弹、步枪到他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他的所有熟人朋友，不一而足。对我来说，甚至连读这种简明摘要都感到难堪，因为我本人认识许多其中讲话的人或听电话的人，这些人都被录下音来。

仔细研究了这些记录之后，我们发现，联邦调查局早于1971年2月，苏联外贸使团爆炸事件两个月之前，搜查沃尔沃轿车4个月之前就通过窃听手段了解到西格尔是犹太人保卫同盟的积极分子。到3月份，他们已探听出西格尔参与了同盟购买枪支的活动。到5月份在苏联使团爆炸事件之后几个星期，西格尔被电器小屋商店经理指认之前，窃听使他们了解到西格尔十分担心当局可能正在追查他与苏联使团爆炸案的联系。

21法院很喜欢用类似玷污或果实这样模棱两可的词汇，因为这些词汇可以随情况的不同而增减其适用范围，法官在斟酌它们具体适用范围时就更有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