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向检察官埃利奥·萨戈尔起诉

我们现在面对的听证是一场更为敏感，更加艰巨的战斗现在要讨论的是联邦地区副检察官埃利奥萨戈尔在最近对罗斯纳审判中的所作所为。他是审判中起主要作用的政府律师。我们认为，萨戈尔直到最近的新审判中仍在继续政府的掩盖活动，我们确信萨戈尔甚至故意在美国联邦总检察长面前进谗，而总检察长本人则使联邦最高法院在政府律师对于鲁齐的犯罪活动究竟知道多少，究竟在什么时候知道的问题上偏听偏信。

埃利奥萨戈尔给人的印象并不差，他也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很强悍。他一味模仿莫维洛模仿他的坏脾气及其他特点，可他学得并不太像。他这个人简直是矛盾百出：虽说他天性谨小慎微，但他又处处显得浮夸自负，活生生的一个初出茅庐的检察官，有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那些年轻检察官的作风。虽说这个人本质不坏，诚实可靠，但他给我的印象是对违法的事情不吱一声，在紧要关头明哲保身。他自己虽不撒谎，可你永远也别想知道他是否跟你说心里话。当他走上证人席时，他看着我，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我一开始就问他那件已经被人称作戈伊备忘录的文件。戈伊备忘录在第二阶段听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该文件是一份两年前鲁齐的供状，共二页纸，交代他在1965年伙同另外三个警官在没有搜查证情况下闯入民宅搜查毒品，并在那人家里盗窃了200美元现款。这份备忘录是因为鲁齐向一位联邦调查人员罗伯特戈伊交代此事而得名。当时负责鲁齐问题调查的爱德华肖后来听说了这一事件和他的供词，然而该备忘录在罗斯纳案审判中并没有透露给被告辩护律师，我们仅仅是在这次听证开始之前才打听到这些情况。

戈伊备忘录对我们的论点是个很大的支持：它成为无可争辩的书面证据，证明在罗斯纳审判前有责任通知对方律师的政府公诉人已经知道鲁齐实际上至少还犯有别的罪行，而不仅仅是他准备承认的那三项。另外，在戈伊备忘录中谈到的罪行与其他三项罪行性质不同。鲁齐企图为他承认的那三项罪行，即他作为中间人出现的那些犯罪活动辩护，说他的动机是保护那些孤立无援的警察搜捕对象。而弋伊备忘录里承认的罪行却不能以此类推，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执法人员共谋合伙犯下的盗窃行为，他们负有调查罪行之责却犯下这种罪行。大部分陪审员将比较倾向于同情警察犯罪的受害者，而不是鲁齐承认他作为中间人所犯罪行的受害者（如果真有什么受害者的话）。他们只拿走200美元并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如果他们找到更多钱的话，他们也会一个不剩地拿走。另外，一位联邦法官已经判约翰艾利希曼入狱，因为他参与了对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医生的精神病诊所撬锁闯入活动，虽然他们在诊所里什么也没有拿走。

然而，戈伊备忘录里揭露出来的意义超出了它揭发出来的具体罪行。它使罗斯纳的律师猛然醒悟，认识到鲁齐的腐败活动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他们就可以对这种犯罪方式受命搜查毒品的警察进行偷窃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它表明鲁齐承认的罪行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鲁齐实际上承认了十几件类似的盗窃行为，他共窃取现金约达25万美元。这份秘而不宣的戈伊备忘录很可能成为发现鲁齐秘密犯罪的关键线索。

毫无疑问，根据法律政府有义务在罗斯纳审判开始之前将戈伊备忘录透露给被告辩护律师。甚至连埃利奥萨戈尔在质证时也不太情愿地承认，他一发现有这份材料就立刻认识到戈伊备忘录应在审判时交给被告辩护律师。可是爱德华肖这个负有向被告方面透露鲁齐过去犯罪情况责任的检察官却没有这样做。

萨戈尔承认，他第一次拿到戈伊备忘录大约是在1974年4月8日左右。这一天并非稀松平常，因为第二天他就向鲍曼法官呈交了一份签字宣誓证词。在这份证词中他信誓旦旦地说，罗斯纳在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中对鲁齐的指责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追问萨戈尔，为什么他在宣誓证词中丝毫不提戈伊备忘录的情况。他起先试图用语法不通的词句来搅浑这件事的脉络：我第一次看见戈伊备忘录，是在政府答辩书必须在4月9日下午5点前呈交鲍曼法官之前一个小时。我紧追不放，要他澄清究竟是什么时间。他终于承认，他在签署宣誓证词之前读了戈伊备忘录。他对证词中未提及该材料的辩解是，那天他的调查尚未完成，对戈伊备忘录的真实性尚不能肯定。

鲁齐的证词使萨戈尔的说法黯然失色。根据鲁齐的证词，萨戈尔在准备宣誓证词时就与鲁齐深入地谈论过戈伊备忘录。还有，鲁齐特别指出他们是在深夜进行这场谈话的。所以这场谈话起码是在规定时间4月9号下午5点前一天发生的。鲁齐证明在谈话中萨戈尔问他戈伊备忘录，对他的指控是否属实，鲁齐承认这些都属实。这场谈话并非无关紧要的泛泛闲扯。鲁齐作证说当萨戈尔发现戈伊备忘录后，他立即传唤鲁齐，朝他大喊大叫：还有哪个狗日的白痴知道这件事？他是在哪儿知道的？他那时已经读完备忘录里谈到的第三个案子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萨戈尔绞尽脑汁有意识地决定在1974年4月9日呈递宣誓证言时既不把已有戈伊备忘录这件事告诉被告方面，也不通知鲍曼法官。可是，据我们看来，他曾干了一些比这还要严重的事：他同时也决定不向联邦最高法院透露戈伊备忘录这份攸关重要的文件，当时最高法院正在考虑我们请求复审的要求。

我们也证实萨戈尔曾就他面临的难题戈伊备忘录与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的各方专家进行磋商，其中包括约翰戈登，那个负责与总检察长办公室联络的政府律师，他处理政府与联邦最高法院的有关事务。读了戈伊备忘录后，戈登对萨戈尔说我们没把这东西转交出去真是不幸啊。

在1974年4月19日，即萨戈尔收到戈伊备忘录11天后，鲁齐开始承认他有伪证行为后的第二天，总检察长对罗斯纳呈联邦最高法院的复查请求书进行了批驳。总检察长办公室当时还不知道存在戈伊备忘录这件事声明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否认公诉方面对鲁齐的伪证有任何了解。总检察长也表示，如果任何一个检察官知道此事或隐瞒实情，后果都将是极其严重的。而戈伊备忘录却证明检察官肖知道此事。这样，美国政府就向联邦最高法院呈交了错误的报告。它这样做是因为它在华盛顿的左膀有意地隐瞒了它在纽约的右臂的所作所为。

从这一点开始，这个故事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

由于鲁齐不断地向外抖漏他的犯罪活动，约翰戈登终于决定通知总检察长办公室，以免日后可能出现难堪。可是，在我看来他们充其量只是讲给总检察长办公室一半真情，甚至可能完全是谎言。戈登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汇报说，鲁齐开始交代更多的问题，都是他在罗斯纳审判时没有交代过的。可是他接着说这些鲁齐曾撒谎掩饰的罪恶在鲁齐作伪证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说法根本不是全部事实。这里面至少有两件犯罪事实检察官肖是知道的，即戈伊备忘录中承认的盗窃罪及在布朗克斯阴谋擦抹录音带及作伪证。戈登自己也很清楚他与总检察长办公室联系之前就已得知有戈伊备忘录了。（我们未能询问戈登或萨戈尔他们是否知道擦抹录音带的事，因为我们只是在听证会结束后才听说这件掩盖了的罪行。）然而戈登并未告诉总检察长办公室戈伊备忘录的事，也未告诉检察官肖知道在备忘录里鲁齐承认了其他罪行的事。其实他通报的是完全相反的信息：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人除鲁齐在罗斯纳审判中承认的罪行以外其他任何新罪行一概不知。

情况发展到这般地步简直是没法再糟了！

根据鲁齐最新供认的伪证罪，总检察长认为他有义务使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不要被错误的材料或不完整的材料所影响，他决定向最高法院呈交一份补充文件。他随之起草了一份文件，请最高法院注意，鲁齐在罗斯纳审判时隐瞒了他过去的问题。总检察长用电传把文件草稿传到纽约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让萨戈尔和戈登看一下这么写是否准确。在这份文件中总检察长强烈认为应该批准罗斯纳重新审判的请求，如果对已有的这些新证据举行听证，包括对罗斯纳提出指责而联邦检察官否认的那些对于如何处理重新审理动议至关重要的那些证据进行听证。

萨戈尔用笔在上面进行修改，把这段话改成：

对已有的这些新证据举行听证，包括对罗斯纳提出指责说政府了解鲁齐的其他犯罪行为而联邦检察官否认的那些对于如何处理重新审理动议至关重要的那些证据进行听证。〔黑体字为萨戈尔修改部分〕

萨戈尔就这样修正了总检察长呈最高法院意见书的草稿，这样最高法院被告之，联邦检察官否认政府了解鲁齐的其他罪行。在萨戈尔用笔修改这段话时，他已经读过戈伊备忘录，他与几个法学专家讨论过此事，他对这样做的后果是完全清楚的。然而，他还是修正了总检察长的意见书，以此来否认戈伊备忘录里已经证明的东西。

总检察长对这些至关重要的文件和事实一无所知，就这样向最高法院呈递了一份误导性的意见书。

最高法院否决我们复查请求两个星期后，当我得知萨戈尔使的这个暗算手腕时，我怒火中烧。他不仅仅在关键事实上蒙骗了美国最高司法机构而且还断绝了我们前去改正错误材料的通路。我捶胸顿足发誓要揭穿这个掩盖行为，这个发生在司法机关的丑恶行径，我要在鲍曼法官主持的听证会上发动毫不留情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