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情势倒转

在周末这几天，当我们忙于准备帕罗拉谈话录音带的记录抄本时，鲍曼法官显然开始觉察到帕罗拉证词的本质含义。在帕罗拉的可信性破碎之前，法官不用过多考虑我们提出的动议中包含的复杂法律问题，即：警察承诺不会传唤告密者出庭作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那时，他只须相信警察的否认即可，就像许多法官习以为常那样。可是在有了录音带，帕罗拉承认他确实作过这个承诺之后，这条路就行不通了。

星期二，当鲍曼法官再次开庭时，是讨论胡鲁克案中另一个被告提出的动议。我们和西格尔那天都不在法院。可是鲍曼法官却喋喋不休地渲染他对我们提出的动议有疑虑：

我要跟德肖维茨教授谈谈，他到底想叫我做什么。要求法庭阻止在一场尚未开庭的诉讼中传唤一个证人？他认为我有这种权力的法律根据是什么？我还没认识到我有这种权利，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以我30年漫长法律生涯而论，这种说法简直是闻所未闻。

现在，事实对我们有利，鲍曼对法律又有了新的考虑。

在这星期，我们把录音带交给了政府。公诉人听了以后理所当然地发现，已录音的带子里没有胡鲁克案承诺的那段谈话。

普泽尔给我往剑桥打电话，对我们的小计谋表示愤慨，又对我们的机敏表示赞赏。他同时通知我，鲍曼法官要我在星期五下午去他的更衣室27向他汇报录音带和记录抄本的情况。因为这种谈话属于事务性例行公务，我只身一人前往纽约，也没有带任何文件，以为最多不过在法院待半小时。那个星期五的情形后来成了我整个法律生涯中最险恶的时刻。

当我坐定之后，美国副检察官约瑟夫贾菲立即起立，发表一篇精心排练好的演讲，谴责我从头到尾地，彻头彻尾地哄骗了法庭，哄骗了证人帕罗拉。贾菲指责说，我故意念录音带上实际不存在的引言来迷惑帕罗拉。鲍曼法官抓住这一极大错误，告诉我们，在这些做法的基础上，你败坏了该证人，导致我作出他是个说谎者的结论。鲍曼法官显然忘记了是录音带而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总结性地证明了帕罗拉是个说谎者，他开始把帕罗拉当作一个受害者，而把我当成一个暴徒。鲍曼用与其说是法官，更不如说是公诉人的口气开始对我发动进攻：

法庭：现在，我想建议你，先生，至少在这个法庭，人们指望律师出拳时应打在腰带以上

德肖维茨先生：阁下，我不以为我们拳头打在腰带以下了。

法庭：那么你和我，先生，对从事法律工作的看法就有着两种不同的标准

德肖维茨先生：我只是不明白您的论点，阁下。

法庭：别错以为我是在跟你争论，先生。我是在陈述法庭的结论。

德肖维茨先生：如果，实际上他以为不存在任何录音带，就用这种方法作证；他以为有录音带，又用另一种方法作证，我不明白这么做怎么能够得到真实的结果。

鲍曼法官不为所动。

法庭：你的看法是，你可以问实际上从窃听或录音里得来的问题，在这些真正的问题之间，比方说，编造出另外一个你自己加进去的，从不存在的小问题

德肖维茨先生：当您谈到从不存在的，您是指编造？

法庭：是的。

德肖维茨先生：不，那就不太合适了。如果您是问，如果在谈话之间加进证人以为有录音，我们问他一些我们认为已经发生过的可并未录音的谈话是否合适，我敢肯定是合适的。

法庭：既使用你的行为、表现、念记录的神态和在法庭上的其他姿态，就好像这些都录了音似的？

德肖维茨先生：当然，是合适的。

法庭：你我之间看法水火不相容。

德肖维茨先生：我琢磨是这么回事儿，阁下。

法庭：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能允许的。

德肖维茨先生：如果您可以解释一下

法庭：我可不是来解答问题的，你明白这一点，是不是？

德肖维茨先生：我一点儿也不明白那样做错在哪儿？

法庭：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很明显，我们在进行辩论。我要求鲍曼法官对这个问题不要匆匆作结论，至少等我们有机会对政府的指责作出书面回答后。可是法庭急不可耐地做出如下裁决：

法庭：本庭兹授权书记员把这些问题及回答从证词中删去。

这么说完全清楚了吗？现在，我想免去德肖维茨教授撰写书面答辩之累，因为我已经裁决它完全不符合程序。如果我错了的话，上诉法院会告诉我这一点。28

这样，鲍曼法官一个鹞子抓鼠就作出了裁定，他将无视录音带的内容，帕罗拉明显的谎言，以及帕罗拉欲言又止地承认他做过那个关键的承诺。转瞬之间一个谎话连篇的警察就变成了真理的堡垒，对他进行质证的律师成了弃道德不顾的讼棍。鲍曼法官暗示，在他书面裁决中，将正式对我违反职业道德在质证中进行哄骗的行为提出谴责。

27指法官办公室套间的里间，这里有衣柜，挂着法官的黑袍，还有桌椅，可以开会，也可以找人个别谈话。译者注

28鲍曼法官不加任何解释就断然结束讨论使我想起林拉德纳描写的一段父子对话。当儿子问爸爸他是否输了，为父的就断然结束讨论。拉德纳这么形容父亲的话：闭嘴，他已经解释过了。林拉德纳（RingLardner，1885-1933），美国短篇小说家，语言多以棒球运动员生活为特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