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伯格大法官和引诱狗熊上钩

我好奇（黄色）案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美国最高一级法院殿堂里为被告进行辩护的案件。当我走进用大理石和桃花心木建筑的肃穆庄严的法院大堂时，不禁脚软心跳。辩诉时间为15分钟，我为此做了充足的准备，可我仍无法预料自己会碰上什么问题。

我走到讲台前，还没有开始讲话，这时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就问我，他是否可以打断我的话，问一下我对州政府是否有权力禁止一场引诱狗熊上钩的竞赛有什么高见。

我对这种诱使狗熊上圈套的比赛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无所知，因为在布鲁克林或剑桥没有多少狗熊，可我琢磨这种比赛一定牵涉到对动物施虐狂的残酷行为。我对首席大法官说，我不认为引诱狗熊上钩的行为是受宪法保护的，因为州政府有义务保护动物的权益。

我试图把我的辩诉引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我认为如果这是一部关于引诱狗熊上钩的电影的话，就更合适了。可是首席大法官再次打断我的话：我们还是接着谈刚才谈到的生命的问题。我对一个生命伤害另一个生命的行为和一部描写双方自愿的性交行为对那些自愿来看这部片子的人的感情不会产生伤害的电影加以区别。首席大法官立即反诘道：

你是说，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可以杀死一只狗熊和五条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杀死更多的狗熊和狗都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你的区别吗？

我再一次试图回答他的问题：

不。我认为州政府应该有权禁止不论是在拍电影时或在其他情况下杀害狗熊和狗。

首席大法官坚持他那看起来越来越像有意阻挠别人发言的战术，他简直是不让我谈本案的关键法律问题：

14个州没有制定任何禁止引诱狗熊上钩的法规，有450万人观看了诱使狗熊上圈套的比赛或是拍摄这种活动的过程。这对你评判能否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观看引诱狗熊上钩的行为多少有点联系吗？

我觉得这段话终于给我一个机会重新谈这个案子，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诱使狗熊上钩这个话题，回到原来的话题，即宪法是否允许成年人在自己情愿的情况下在与外面封闭的电影院里观看一部对内容是否黄色淫秽尚有争议的影片：

不。第一修正案保护个人出于感情上和知识上的需要而获取消息的权利。在美国有些人已经看过这类东西这一事实与此并无关系。我们这一立场将会使公诉人从电影院里出来，因为在电影院里的人都是自愿来看的，把公诉人置于电影院之外可以使你我在一旦电影上出现了有人不愿看的广告或画面时都免受感情上的波动。

可是首席大法官依然不为所动。虽说我在回答中从未提到过狗熊，他还是问道：

你是说每个人都觉得引诱狗熊上钩这种把戏是有伤害性的，对吗？

只要我试图换一个话题，他总是把我们拉回来：

如果把引诱狗熊上钩的竞赛弄到一家剧院里去，每人收5美元入场费，你看怎么样？

我不想叫你没完没了地纠缠在引诱狗熊上钩的讨论上，可是为了拍摄这样一部电影，你首先得干一连串不合法的事情。

终于，离我发言时间结束不到1分钟，首席大法官问我，对引诱狗熊上钩的类推是否有效。我告诉首席大法官我的看法：

我以为关于引诱狗熊上钩的类推是无效的。因为这是一种非法活动，它伤害动物。它与一些自愿前来观看性交电影的人相去甚远。

讲到这里，规定给我的时间已快完结，我勉勉强强来得及总结我的论点，即从实用的隐私的意义上说：

一个用窗帘严密遮蔽的电影院至少应该享有一个把窗帘全都打开的住家所享有的宪法保护。

首席大法官用他引诱狗熊上钩的类推法霸占独揽了上诉答辩的全部时间。其他8位大法官完全未能提问，虽说有好几位都很想探讨某些具体问题。有几位大法官显然对首席大法官的表现感到尴尬。在辩诉结束时，我终于体会到，对于一只狗熊来说一场引诱狗熊上钩的竞赛到底是什么滋味。

几个月后，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5比3的投票对《我好奇》（黄色）案作出结论。该结论没有涉及联邦法院裁定中牵涉到的那么广泛的法律问题（也没有涉及引诱狗熊上钩的问题），它的结论只涉及小范围的程序问题。这样，我们实际上以对被告有利的结果打赢了这场官司。联邦法院的结论，即一切针对隔绝的电影院里给成年人放映的电影内容进行检查都是违反宪法的。这条裁定作为美国法院唯一的有关法律持续有效，直至1973年6月最高法院在《米勒》案中作出裁定为止。最高法院在这个判例中修改了对黄色淫秽物品的定义，并在其后的判例中作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

在这些判例中首席大法官伯格以多数派的立场驳回了我在《我好奇》（黄色）案中辩诉的立场。

我们断然否定这种理论即黄色淫秽电影只是由于向自愿观赏的观众放映而应享有宪法意义上的豁免，不受州法规的限制美国对于这个国家生活和整个社会环境的质量、全国性大城市商业活动的状态，以及公共安全本身有历史性的公认的合法利害关系。

我对雷姆斯解释道，我们已不能继续说服任何一级法院接受我们用广义上的宪法权利在审查电影上作的辩护了。至少是在目前来说，首席大法官伯格已经使这个争论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