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苏联犹太人法律保护计划

在1972年秋犹太保卫同盟谋杀案诉讼刚开始时,被告和律师们经常一起去纽约一家叫什穆尔卡伯恩斯坦的著名犹太美食店吃午饭。什穆尔卡很可能同情这些被告,因为我从未见他收过饭钱。

我们一边吃饭,努力消化滋味辛辣的罗马尼亚风味帕斯特拉米熏牛肉,一边听着犹太同盟支持者的高谈阔论,这中间也有同盟领导人麦尔卡汉和他的副手伯特兹维本,他们谈到苏联犹太人的困境:他们正在精神和肉体上被灭绝。可是你们这些中看不中用的自由派又做了些什么呢?一事无成!你们和那些眼睁睁地看着600万兄弟姐妹被纳粹扔进毒气室而缄口不言的美国犹太人没有什么两样!

没有这些引水长流的训诫,什穆尔卡的帕斯特拉米已经够难消化了。加上这些,我整个下午就一直胃灼热,大概那就是我在下午开庭时更加好斗的原因。巴迪哈克特也是个波洛公园区老乡,有一次开玩笑说,连续吃几星期清淡无味的军队食堂伙食才会使他了解到胃里一直冒火并不是天生或长年不变的。

这些训诫对我产生的作用已经不限于倒胃口了,它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像许多犹太人家庭一样,我家族中也有一些人是从现在属于苏联的地方移民来美的。我也曾想,如果他们没有走为上计的先见之明,我现在正干什么就很难说了。我会成为一个追随萨哈罗夫的持不同政见者吗?我会成为一个申请移民去以色列或美国而被当局拒绝出境的犹太人吗?或者成为千百万缄口不言的犹太人中的一个。想着这些可能的情况，我开始感到要不是上帝恩佑,要不是我曾祖上先人大智大勇的见地,我就没有今天。所以我有责任做些事情。

可是我也认识到,犹太同盟的行事方法并非我喜欢的方法。我憎恶暴力,尤其反对用暴力对待无辜的人。我得找到另外一条出路。听着麦尔卡汉拉比关于犹太人使用暴力的传道,我开始思考保护在苏联的犹太人权利的新方式。

当时苏联发生了一起举世瞩目的劫机未遂事件,它成了犹太同盟抗议活动的焦点。16个苏联人,其中14人是犹太族,因为要求移民到国外被当局一再拒绝,就劫持了一架小型民航机飞往瑞典。这个计划被苏联政府挫败,这伙人都被逮捕,受到审判被认定有罪。虽然在该劫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但是两个犹太人主谋还是被判处死刑,国际上对此掀起了轩然大波。

正当我们讨论为苏联犯人辩护的法律策略时,另外一些纽约律师也在想着这个问题。不久我们就联合起来,建立了苏联犹太人法律保卫计划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给这些思想犯提供法律帮助。

写法律备忘录和辩诉状是一码事,而叫苏联政府读这些东西并倾听我们的意见是另一码事。

我们决定去找一位美国教授,在我们看来,这个人说话苏联司法部门能听得进去,他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塔尔福德泰勒。泰勒在成为一位著名的国际法和刑法教授之前,曾出席纽伦堡审判,担任审判战犯的美国首席律师。在对纳粹战犯起诉时,他曾与两位苏联司法工作者紧密配合,这两个人是苏联首席公诉人罗曼鲁登科和鲁登科的高级助理列夫斯米尔诺夫。鲁登科那时已经成了苏联总检察长(相当于美国的司法部长)斯米尔诺夫那时当上了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泰勒的苏联同事已经跃升为苏联司法机构里的两个最有权势的律师。

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塔尔福德泰勒事业上又有建树,不过此回是宏图另展。他成了美国司法界良知的象征,在与人权、民权运动有关的所有问题上活跃万分,他本人已经成为不偏不倚忠实公正执行国际司法准则的体现。在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纽伦堡和越南:美国的悲剧》。他在文明世界受到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我最初与塔尔福德泰勒相遇是在耶鲁大学,那时我在法学院读书,他教授一些选读课程。他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我选修了他教的全部课程,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在他手下工作,或一起合作。现在并肩共事的机会终于来了。泰勒同意担任我们为苏联犹太人提供法律服务计划的负责人,只要我答应指导法律调研和撰写法律文件的工作。

我们第一步工作是从现有的证人处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证人的背景材料。我们了解到,很多人,包括一些被告的配偶和子女已经移民到以色列去了,所以决定去以色列找他们谈谈。

我们在以色列去了好几个城市,进行为期一周的紧张调查访问工作,我们尽可能地询问了大部分现在被关押的苏联被告的亲属朋友,还访问了另外6个以前被审判、认定有罪并和这些被告一起关押过的人。

这些谈话令人感情冲动,当我们听到那些深夜逮捕、秘密审判和非人的监狱条件时,常常热泪盈眶。很难理解他们的绝望感觉,正是这种感觉逼得这些男女采取一种注定会东窗事发而且一旦被捕就会被长期监禁的行动。被告的亲戚,还有一些同谋犯本人没有被起诉的妻子和女儿,向我们倾诉了1970年6月在列宁格勒发生的未遂劫机企图前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