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搜寻告密者

在这几个星期里，我越来越怀疑同盟里有告密者或化名打入的奸细。政府会在组织里安插鼹鼠（长期卧底），这是对付颠覆性组织的一般做法。可犹太人保卫同盟不是那么容易渗透，它组织严密，非犹太人不得加入；它敌视外族人，成员都是从狭小的几个居民区招募来的。同盟以前曾挫败过政府安插一个犹太裔便衣警察加入该组织的企图。同盟成员几乎一眼就看出里奇罗森塔尔的面目，立即揭发他是个警官。里奇身上有明显的纹身，传统的犹太人不会在身上刺青，这证明他绝不是来自波洛公园区。其他的计谋也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在警察系统和联邦调查局基层组织中缺乏犹太裔人。

政府在这几个星期中的表现也令我深信确实有告密者。尽管政府承认自己既没有证人，也没有指纹证据，可是它却信心十足，信心足得可疑。

突然，一个深藏在脑海中的想法冒了出来。是否有可能被告里面出了告密者？这恰好解释了政府为什么没有试图和任何一位被告达成一项庭外认罪协议。是否有可能他们根本不需要协议，因为被告之一自己本人早就成了告密者？

这想法一开始显得十分荒谬。三位被告多年献身同盟的事业，没有一个人当过警官，这点我们很清楚。三个人从小互相认识，互相信任，敢以生命相托。更重要的是，波洛公园的纪律我很清楚这条纪律叛徒和告密者比任何罪犯都罪大恶极。确实，在东正犹太教徒每天诵咏三遍的十八篇祈祷文中，就有一篇讲到告密者今世或来世都不能洗刷赎补自己的罪孽。

我重新研究所有的资料。三个人当中哪个人最可疑？我开始到处打探，并了解过去那些被挫败的渗透计划。我仔细研究旧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检察方面的起诉书。我了解到，眼下的被告中有个人在好几份起诉书中都有他的名字。我尽可能地打听这些案子的细节：证据的性质；罪行是如何被警察得知的；案子最终是如何了结的。我发现，起诉书中出现的那个人与我的怀疑对象有许多共同点：每次都牵涉到一个案件，在没有明显线索、提示或证人的情况下神秘地被警察破了案。每一个案子都可能是隐藏的告密者协助侦破的。在我这些业余的侦探活动完成之后，我准备测验一下我的预感是否准确。

在犹太历住棚节18前夜，我在剑桥家中拿起电话，开始打我司法生涯中最痛心疾首的一个电话。

我已经得出结论，你就是那个告密者，我告诉在电话机那边的人。他的反应最初是沉默，然后是啜泣声，然后又是更长时间的沉默。

感谢上帝，你终于知道了。谢尔顿西格尔终于喃喃说道，我早就想告诉你了，可我知道你会恨我，抛弃我。请帮助我从这个困境里解脱吧！

我最初的反应是怒不可遏。他想得一点也没错！我真恨死他了，我恨不得抛弃他，从这个案子上脱身，让他自作自受。到头来，我同意做他的律师，我接受他的案子，是为了保护一个爱国者，一个波洛公园老乡，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人，而不是保护告密者。我怎么能再信任西格尔。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欺骗我和我的同事们，使我们误认为他是一个谋杀嫌疑犯，实际上他正在为另一方效力，大概早已把我们讨论的策略完整不漏地汇报给检察方面去了。我匆匆地追忆，自己是否对他说过什么我不想让政府知道的话。我想到好几个月的时间都白费了，这些时间都分文未取，我白白地花费时间精力去为他的谋杀罪辩护，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清楚，不会对他起诉。（我当时有一种自私的想法：如果他一直在付我律师费的话，他或许会早一些告诉我，这样他就可以给自己节省不必要的花费。）

我在话筒里朝西格尔吼道：你他妈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自己的律师？！

他细声细气地回答道：因为你会告诉其他同盟律师这件事。

我虽暴怒不已，仍能平心静气地想想他的话，因为我是通过马蒂埃利法特同盟的一位律师介绍参与此案的，西格尔没有理由认为我跟别人有何不同。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如果我接受一个客户的委托，我就只对这个人负责。除非他要求我这样做，我是不会把秘密告诉其他律师的。

我问谢尔顿，他为政府工作已经有多久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说，我没有为他们工作。他们强迫我向他们提供情报。他们威胁说要杀了我，如果我不这么干的话。他们还答应我，永远不会让我出庭证明我的朋友有罪。可现在他们要我出庭，指证科恩和戴维斯在胡鲁克案中有罪。我不想干，他们能强迫我吗？我怎么办才好呢？

我还是想甩掉他。可我同意亲自见他一面，再做最后决断，也好给他陈述前因后果的机会。我们约好第二天在布鲁克林见面。

几分钟后，我给哈维西尔沃格雷特打电话，告诉他我刚才听到的事情。哈维听后目瞪口呆，但仍很强硬：我们得退出这个案子。我可不为政府干活。我也不给告密者当律师。让政府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吧，他是他们的人。

我向哈维解释，这里面牵涉到的法律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西格尔声称他是被逼迫当告密者的，这样他的权利就可能受到侵犯。哈维不为所动：每个告密的家伙都有借口，他说，可我没有义务来帮助政府解脱困境。

后来，哈维勉勉强强地同意，只要我愿意做的事，他就同我一起去做，但是，如果西格尔为政府出庭作证，他就不参与此案。我们俩人同意，为了不影响西格尔，先不告诉他哈维的态度。我也下了决心，不管西格尔是否决定为政府作证，都不会是我决定是否继续做他律师所考虑的因素。

在飞往纽约途中，我回想起我在为此案准备时去看我弟弟内森一个老练的刑事被告辩护律师。我们谈到这里面可能有告密者，我弟弟开玩笑说：你怎么敢说，他不是你的委托人呢？我当时用一种大哥哥的口气对他说，你这是胡说八道。他提醒我，他比我更了解西格尔，因为他在夏令营作过他的辅导员。那小子心事重重，他总是鬼鬼祟祟，他是个孤僻的人。只要有一个人对他好，他就一辈子忠于他。你对他小心着点儿。我忙于查找告密者，早已把这段话忘了。我真想给弟弟打个电话，赞扬他的先见之明。可我觉得，即使对亲弟弟也不能透露西格尔的秘密。

我还带点儿狼狈样地想到，我在鲍曼法官那儿吵吵闹闹地提出动议，声称我的委托人的权利受到告密者的侵犯。我坐在东方巴士上，寻思着鲍曼法官是否已经意识到我提出动议时的尴尬处境。

和西尔沃格雷特到纽约以后，我们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小犹太自助餐厅与西格尔见了面。我们告诉他，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得告诉我们全部事实。如果再骗我们，或是跟我们绕圈子，我们就完了，我们得了解全部情况。

18住棚节（Sukkot），犹太节日，意为FeastofTabbernacles，即临时遮身之所的盛宴，庆祝秋收，纪念犹太人出埃及时困在沙漠中的历史。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