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记下来，把一切都记下来……”

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所有4本护照的签证申请都得到批准。我们分别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预先约好到时在莫斯科民族饭店的大餐厅见面。

埃隆和我按时到达约定的饭店，坐在餐厅里等待。可是泰勒和弗莱彻踪影全无。当我等得心烦意焦时，侍者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杯中斟满伏特加酒，给埃隆的杯里倒百事可乐。什么意想不到的事都会发生，我们没有商量好万一这种情况不行又怎么样，在莫斯科实际上没有办法找一个美国人，因为苏联国际旅行社只是在旅游者到莫斯科以后，才具体安排他们去某家饭店住宿。

等了两个小时后，我终于听到弗莱彻那与众不同热情洋溢的声音。他们的班机晚点了，但我们终于团聚，互相交换了各自旅馆的地址、电话号码，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我们在一起吃了晚饭，聊了一会要办的事。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早上决定去寻访莫斯科唯一的那座犹太教堂。有人曾经告诉我，这就是可能碰见一些不准离境者的地方。

这座犹太教堂很不好找，从我下榻的旅馆去得走很长一段路，出租车不肯去这地方。可是以前来过的人给我一份地图，我们终于找到阿希波夫街，看见一座古老的建筑，它看起来就像是纽约下东区那座犹太教堂。我们进了教堂，在后排找了座位坐下。唱诗班的领唱正在用希伯来文吟诵；教友们都在用意第绪语低声交谈；而教堂执事讲的是俄语。呆了一个钟头以后，一个叫尤里的小伙子走过来，用标准的英语小声说，你为什么不到外面去和真正的犹太人见面？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跟我出来，你就明白了。我们走到街上，看见满是闹哄哄的莫斯科小青年。尤里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我们和几个不准离境者热烈地谈了一上午。

当晚，我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对莫斯科犹太教堂的印象：

犹太教堂戏剧性地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层面。教堂内部代表着过去：留着大胡子的拉比用意第绪语发表着预先审批过的布道，听众是一群心惊胆战任人摆布的七八十岁老人，他们的儿女和孙儿是永远也不会到犹太教堂里来的。用意第绪语交头接耳的话题是即将到来的节日：死面饼会充足供应吗？克格勃会像过去那样限制参加宗教节日仪式的人数吗？会有携亲属捎带的祈祷书和信件的美国旅游者来吗？

犹太教堂外面代表的是未来：那些不甘于二等公民生活的人；那些渴望在苏联之外过犹太方式自由生活的人。在教堂门口他们几十人聚在一起，有时达几百人，一直待到祈祷结束。他们过去一直在路对面两只篮圈之间权充球场的空地上聚会，直到当局把这块空地围上篱笆，每到星期六就锁起来。现在这些小青年站在街当中，有时无意之中阻碍了车辆的穿行，给警察在重要节日，或有外国人混迹其中时驱逐人群提供了借口。

这些站在外面的人拒绝进里面，认为这是苏联官方的橱窗，目的在于抑制犹太文化，使之慢慢消亡。这些人说着结结巴巴的希伯来语和英语，这种语言反映他们朝思暮想的梦幻而不是眼前的现实。他们最珍视的物品是偷运进苏联的《艾勒佛米林》（ElefMillim），一本初级希伯来语读本，它在苏联是禁书，因为它是民族主义的；还有从美国旅游者那里要来的过期《时代》周刊。他们脖子上戴着有大卫之星的饰物，上面刻着犹太人永生不死这句口号。在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离开。

大部分在教堂外面的人也是被这个制度所不容的人。他们都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的前途他们都已提出申请移居国外。只要一个苏联犹太人申请移居国外，他就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了命好的话，他或许可以获准放弃苏联国籍，离开这个国家。如果他的申请被否决，或者就是不给肯定答复，他会遇到一连串的难题，这些难题差不多都会让他落得个进监狱的结局。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都选择移居国外这条羊肠小道呢？回答很简单：作为一个犹太人在苏联是活不下去的。歧视无所不在，有些重点大学的专业完全不招收犹太学生，甚至没有申请离境的犹太人也不收。犹太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在苏联到处受到贬低蔑视。苏联当局声称并不存在犹太人的问题，这话不错，除非你是个犹太人。

尤里维克斯勒，那个犹太教堂里接近我们的年轻人正面临着被判刑的惩处，因为他拒绝应征入伍。他成了我们的义务导游。经他介绍认识的人之中有艾达努塔尔。我们在离圣瓦西里教堂华丽的葱形尖顶不远的公园长凳上会面，她矮小，丰满，40多岁。艾达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温和的犹太母亲，她承担了完整地收集每个思想犯情况的任务，她对这些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关在哪个劳改营；最后一次家属探视的日期；他们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他们需要的治疗药品；他们在狱中所分配的工作；他们可以用来申诉的法律根据，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狱中生活的细节。她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满了这些情况。

我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当纳粹屠杀我们的人时，全世界听到的只是人数，而不是那些具体的人。你没办法为人数寻求帮助，全世界必须了解这些囚徒的所有情况他们长得是什么模样，（她一边说，一边抽出一份贴着这些囚徒照片的材料，这些照片都已经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他们想什么；甚至包括他们互相之间说些什么笑话。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下面一些监狱里的笑话：

有一个囚犯因为称赫鲁晓夫是个白痴而被判刑。对他的指控不是诽谤，而是泄露了一项国家机密。

一个看守问一个囚犯他被判了几年徒刑。10年，囚犯回答。你都干了些什么值得判你10年？看守问。什么都没干，囚犯答道。看守满腹狐疑地看着囚犯，说：我不信，什么都没干应该判5年，而不是10年。

就像问所有的不准离境者一样，我问艾达：把美国律师搅进这些政治犯的案子里来是否有用处。有用处，肯定有用处，她回答说。

可是这会有什么反作用吗？我问：我们的干预会不会伤害囚犯呢？

我们大家随时都可能成为囚犯，她平静地说，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讨论策略。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必须宣传这些事，必须得到外界的关心，这是我们的生命线。然后，她提醒我，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被纳粹拖到隆布拉森林枪决之前最后说了几句话：沉默是最大的犯罪记下来，把一切都记下来

余下几天里我会见了许多不准离境者社团的成员。我们在地铁上，在教堂里，在公园里；在特殊情况下，还在他们的家里见面。在家里谈话一般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可能会有窃听。不准离境者成员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比方说离境申请获准后去以色列以外的国家是否妥当等。但囚犯们需要外界的法律帮助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有些莫斯科的律师也告诉我，苏联的司法机构希望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想被人看作是一种自斯大林时代开始的无法无天的野蛮制度。他们还建议道，或许西方的律师把苏联的司法制度真当回事，认真严肃地向它呈交申请书，苏联当局反而会受宠若惊，忙不迭地去细读这些材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