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

在劫机案审判后的几年里，一个新的犹太领导核心开始出现。它和著名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领导的民主运动有更紧密的联系，它仍然保持着犹太人的特征，把注意力放在移居国外上。

美国和苏联1975年签定赫尔辛基协议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宗教领袖、民族主义者和不准离境者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监督小组，监督协定中有关人权的条款在苏联执行情况。这个小组后来被人称作赫尔辛基监督者或赫尔辛基守望者，它在1976年5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很快又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及亚美尼亚成立了分支。此后两年中，有58名苏联公民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公开加入这些监督小组。小组定期地发表苏联国内人权状况的报告。在1976年和1978年之间，他们发出近300个报告，其中搜集了大量的文件并且有详尽的描述。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成员中有一个叫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人，他曾经是莫斯科赫尔辛基监督团犹太人不准离境者的代表。

夏兰斯基是个29岁的国际象棋专家，他曾经用心研究过把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俄国这种传统比赛中去。年轻的阿纳托利出生贫苦，他学习刻苦钻劲极强，由于成绩卓著，获得过金质奖章，他在科学或象棋上前途都不可估量。17岁时，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发现他是犹太人，就揍了他一顿，大声对他叫骂犹大，犹大。这件事对阿纳托利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激发起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和对以色列的关心。他给自己起了个犹太名字纳坦，并且经常在阿希波夫街的犹太教堂闲晃。在那里他与一个身段很高，俊逸姣美的女人邂逅，她叫娜塔丽亚斯泰格利茨，也想移民去以色列（她的犹太名字叫阿维塔）。1973年夏兰斯基申请移居以色列，但遭到苏联当局的拒绝。

夏兰斯基决定，与其参加日渐增长的不准出境者的队伍，当一个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不如在苏联这个制度下暂栖身伺机以求一逞。他反复托人终于得到和负责审批出境护照部门的魏林将军谈话的机会。魏林答应，如果阿纳托利不吵不闹两个月，他就可以得到签证，他以一个共产党将军的荣誉作保证。阿纳托利保持沉默，不参加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可是这位将军后来通知他，他移居国外的申请最终被否定了。这以后阿纳托利决定不再保持沉默。

我1974年春天去莫斯科时，夏兰斯基的名字在西方尚不知名。我也没有听说过他。可能在我会见的人们中有他，要么是在犹太教堂门口，要么在某个不准离境者家里，可是我不记得曾经单独与他交谈过。

1974年6月，阿维塔被批准出境移居以色列，可阿纳托利没有。阿维塔的出境签证到7月5日就要过期了，延长期限是不可能的。阿维塔和阿纳托利决定在她离境前结婚，可是当局拒绝批准一个不准离境者和一个即将移民出国的妇女结婚。7月4日这对男女举行了犹太式的婚礼，由一位拉比主持，有犹太教士们祈祷，还按照传统风俗摔了玻璃杯。这对情人互相注视着低声说道：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在第二天黎明前，阿维塔离开了苏联。

孤寂的阿纳托利很快就成了苏联人权运动的核心人物。他具有好几个不可缺少的优越条件：他有绝佳的英文听写能力；他有和美国记者广泛接触的本事；他有为人权事业献身的永不枯竭的精力；他有能力把看起来难于同舟共济的形形色色人权运动派别撮合起来，他还有一种令人神往的幽默感。

安德烈萨哈罗夫每次都要夏兰斯基在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做同声传译。来访的美国要人要求会见人权运动组织时常常指名要他负责安排。美国记者，如《洛杉矶时报》的罗伯特托恩公开称他为有关人权活动积极分子的消息来源。

这样，夏兰斯基经常被拘留，被抓起来盘问，特别是外国要人准备来访问，或即将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在一次拘留时两个抓他的克格勃人员要跟他下象棋。阿纳托利答应，只要输的人肯在地上爬，他就肯和他们下。几分钟后，阿纳托利就看到了极难得的两个克格勃官员跪在地上的景象。

当赫尔辛基监督协会在1976年成立时，该组织的精神支柱尤里奥洛夫和安德烈萨哈罗夫建议由阿纳托利夏兰斯基代表犹太人移民运动。夏兰斯基全心全意地参加监督协会工作，特别是撰写报告的工作。他当然意识到，他时刻受到克格勃的监视。他知道他的电话被人窃听，他的墙上装有窃听器，他的行动被跟踪。他有可能不知道的是，有段时间和他同住一室的沙尼亚利波夫斯基是个克格勃的眼线和坐探。

1977年1月22日，苏联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为时1个钟头的专题节目。这个题为《出卖灵魂的人》的纪录片把犹太不准离境者包括夏兰斯基在内，描绘成苏联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走卒。该节目采取一种在苏联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电视屏幕上放映出一些外国走卒的名字和地址，并把他们的照片清楚地放出来。

夏兰斯基勃然大怒。这是在用录像手段煽动排犹运动，他对朋友说。然后，夏兰斯基做了一件苏联公民根本想不到也做不出的事情：他向法院起诉，控告电视台，要求它正式否认那些损害我的尊严和人格的污蔑性内容，并要求这种否认必须用相同的传播方式发表。

克格勃打算搞掉夏兰斯基。为此，夏兰斯基的朋友沙尼亚利波夫斯基被召到克格勃总部，命令他写一封公开信，指控夏兰斯基曾企图招募他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

苏联新闻界对利波夫斯基的公开信大肆渲染。在1977年3月13日，该信发表一星期后，夏兰斯基拟了一份公开信，他写道：现在的情况是，我好像是一个人质被一伙无法无天不管是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上讲的恐怖分子抓进手心任意摆布，随时都可以采取极端行动。

他还给在以色列的阿维塔写了一封私人信件：

娜杜丽亚，我亲爱的，我的欢乐：

想想发生的一切，我只对一件事引以为憾。真令人懊悔呵，我简直想哭我后悔我们还没有孩子

我现在住在斯利帕克家里，盯梢的人就住在隔壁

这一切对爸爸冲击很大。他夜夜不能寐，心力交瘁，他血压剧烈增高，我觉得他已无力支撑到这一切完结之时了。

我会在给你打完电话后坐下来好好写一封长信，我会把它寄出去，这样你就可以收到

可是他没能打电话，也没有寄信。两天后，1977年3月15日，阿纳托利被绑进一辆克格勃的囚车里，投入阴森恐怖的列伏托沃监狱。他被捕的消息在西方各国成了头版头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