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电视辩论

我与阿维塔和其他朋友、夏兰斯基的支持者商讨了一番，我们决定得继续施加影响。在1977年6月，向美国公众提出夏兰斯基案件的极好机会到来了。由于苏联的形象在欧洲共产党人心目中每况愈下，几个月前苏联当局曾建议在意大利电视上举行一次辩论，由苏联和意大利各出三名代表就人权问题进行辩论。这场辩论的结果证明苏联在宣传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他们参加辨论的代表准备充足，论据清晰，说服力强。

苏联人对他们的胜利兴高采烈，随后向美国发出类似的挑战。三位苏联辩论者将和三位美国辩论者进行90分钟的电视辩论，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作实况转播。美国人接受了这一挑战。我被邀请作为成员，另外两个参加者是圣母大学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神父，及《华盛顿邮报》前驻莫斯科首席记者罗伯特凯泽。

因为我是美国队中唯一的律师代表，我的任务是交叉质证苏联代表。我迫不及待地要问许许多多问题，特别是关于夏兰斯基和其他政治犯的问题。可是辩论即将开始时，莫斯科电令苏联队不要参加由我对他们的代表进行质证的辩论。

这个节目是不可能取消的，因为广告商已经预付了很多钱。我们感到被出卖了。然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达成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双方都可以向对手问一些问题，只要不是质证式的问题就行。

辩论由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埃德温纽曼主持。苏联队最出色的辩论者是金利卡波罗维克，他是记者、剧作家。波罗维克聪明机智，有魅力；另外，他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自己是个犹太人。（他说：我们最出色的辩论家有好几个是犹太人。）据我们调查，这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个克格勃上校。虽说他是苏联队里最年轻的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身份最低，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他在左右一切。我知道，正像他在意大利辩论时那样，他会强调新闻界的作用。我已做好对付他的准备。

轮到波罗维克发言了。他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美国报纸是怎么连篇累牍地刊载失业、犯罪及种族歧视问题。我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

问：波罗维克先生，你提到阅读美国报纸，请问：一个普通苏联公民可以到报摊上自由地买一份当日登有批评苏联文章的《纽约时报》吗？

答：报摊上出售各种各样的报纸，只是没有《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买这类报纸太贵了

波罗维克开始争辩说，在美国，共产党的报纸是买不到的。然而，我向他描述说在哈佛大学广场可以任意挑选25种之多的共产党报纸。于是我打开公文箱，把每份报纸都拿出来，大声地念给他听这些报纸的名字，他摇着头表示无法置信。

轮到我正面发言时，我谈到对赫尔辛基监督协会的逮捕事件：

这就好像，面对水门事件的指控，前总统尼克松下令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全部理事、《华盛顿邮报》的全体董事会成员都逮捕一样。如果夏兰斯基审判是公平的，特别是，鉴于对他指控的罪行中有美国人参与其事，为什么不允许美国观察员旁听审判？

当波罗维克回答时，可以听到现场听众中有人边哭边说：这是谎言。说这话的人是阿维塔夏兰斯基，我邀请她来旁听辩论，本以为她也许可以会见苏联律师，要求他们帮助她丈夫。

波罗维克接着提到美国剥夺本国公民人权的例子，特别提到詹尼哈里斯案。该案中黑人哈里斯在阿拉巴马州参加监狱骚乱，有一个警卫被杀害。哈里斯后来被判处死刑。

我没有否认美国有时也侵犯人权，我很爽快地同意，哈里斯案确实提出了令人头痛的问题。我告诉波罗维克，实际上我还参与了此案的被告辩护工作。我建议苏美两国律师和记者共同努力在两国改善侵犯人权的状况。

对我们来说，和苏联对手的舌战是一场胜利。我们利用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把夏兰斯基案带到美国的千家万户。《纽约时报》评论道：

这场辩论的第一轮就已证明它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抗争。俄国人在对付赫斯伯格神父提出的人的起码尊严，或德肖维茨教授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所做的积极主动辩护时，都无法招架这场转播精彩地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提倡自由概念，也实行自由概念。

威廉巴克利，我在淫秽黄色物品问题上的辩论对手，比《纽约时报》更为捧场：

我建议给罗伯特凯泽、艾伦德肖维茨和西奥多赫斯伯格神父颁发自由奖章。由于美国队的出色雄辩，苏联队的表现只能说是略逊一筹。

辩论结束后，我们都去华盛顿一家饭店参加招待会。我一直陪着阿维塔夏兰斯基。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以下戏剧性的冲突场面：

苏联犹太人阿纳托利夏兰斯基被流放的夫人，在招待会上与两个访美苏联律师发生了冲突。

由艾伦德肖维茨教授引着，夏兰斯基夫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面对面地走到谢苗吉夫斯教授前

吉夫斯教授问夏兰斯基夫人娘家姓什么，他认为她只是夏兰斯基的女朋友，而不是他妻子。

这时候，苏联辩论队的另一个成员，记者金利克波罗维克注意到《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正在作笔记。这位教授立刻中断谈话拔腿就走，一边对夏兰斯基夫人说，把报纸搅和进来对你丈夫没有好处。

这也正是我们时刻担心的问题。新闻媒介对夏兰斯基的报道越来越多会不会发生逆反作用？会不会反而使克里姆林宫坚持干到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争议，可是最后还是由阿维塔来决定：托利亚的方式就是把一切都公开，去对抗，而不是躲躲闪闪。如果他能在这里给我们提出意见，他肯定会让我们尽可能地把他的案子在报纸上公布。这是他希望之所在。这样，我们就继续鼓动新闻媒介和公众舆论支持我们的努力。

到这时，我们已经能够猜想到，克格勃的调查工作早已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克格勃传讯了几十个证人，包括许多著名的不准离境者和人权活动积极分子，还有一位美国记者罗伯特托恩，他曾在莫斯科一条街上被捕并审讯多日。我们传话给莫斯科不准离境者基层组织，每个受传讯的证人一旦获释就应回忆传讯内容并记录下来。我在托恩回到美国后立即请他回忆审讯内容。了解到向证人讯问的问题后，我们就可以整理汇总出克格勃究竟准备给夏兰斯基定些什么罪名。连着几星期我们对这些问题做了摘要整理。有两个结论看起来越来越清楚：一是克格勃正在准备以间谍罪和叛国罪对夏兰斯基起诉；二是克格勃不给证人提供对夏兰斯基有利证据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