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西格尔的故事

谢尔顿告诉我们，1969年他参加同盟以后，他开始经常出没于同盟在波洛公园区的总部，那地方既是办事地方，又是社交场所。因为谢尔顿对电子很在行，他被分派到军火分队。他会制造各种各样的炸弹烟雾弹、燃烧弹，还有炸弹，他赢得了同辈的尊敬。他交了不少朋友，第一次尝到受推崇的滋味。

崇拜他的人中有一个漂亮的姑娘。托娃凯斯勒长着一头金色卷发和淡蓝色的眼睛，她全家，父母、兄弟都是同盟的坚定分子。柔情蜜意开始在他们之间萌发。在凯斯勒一家坚定的战斗精神影响下，谢尔顿越来越多地参与同盟的计划和行动。

谢尔顿第一次主要行动在1971年4月有了结果。下午5点30分，曼哈顿一座大楼的负责工程师接到一个电话，声称这座大楼立刻就会有炸弹爆炸。这座大楼里驻有苏联外贸机构。打电话的人用犹太人保卫同盟的箴言结束：不许再犯。几分钟后，这座大楼里的人就撤空了，整个街区也被警戒起来，几十名警察赶到现场，其中包括纽约警察局的侦讯处长阿尔伯特西德曼及其他几个高级官员。一枚炸弹爆炸了，另一枚在起爆前几秒钟被起出并拆除了引信，否则这枚炸弹就可能把离它不远的侦讯处长、情报处长和警察督导都炸死。这些九死一生的警官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报偿头一回找到一颗没有爆炸的犹太人保卫同盟制造的炸弹。它是由几管杜邦公司出的红色炸药管组成，接在一只售价89美分的联合碳化物公司制造的1.3伏电池上，再连在一只麦克隆塔牌厨房用计时器上。

有了这个宝贵的调查依据，警察开始去找寻制造炸弹的人，从侦察爆炸纵火分队的侦探中挑选出一组人马来专门查找这颗炸弹的部件。这个小分队的领导人叫桑托帕罗拉，他是一个反爆炸专家。除了对付炸弹很有经验之外，他还有完成这个任务的另外一个重要素质他是防爆分队侦探里唯一在波洛公园区土生土长的人，他熟悉那些参加同盟的犹太孩子。

帕罗拉在波洛公园区靠近第六十街和十一大道处的意大利裔人聚居区出生长大。他只比我大几岁。他父亲从意大利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后来搬到波洛公园区，在一家鞋店当伙计。跟西格尔和我本人一样，桑托也是惹是生非之辈，他是个臭名远扬的打群架的孩子，桑托，大家都管他叫山姆讨厌学校，既不喜欢专门职业中学，也不喜欢他父亲逼他去的当地学校。可他在孩子中间是个人物，尤其擅长波洛公园一带街道上的游戏比赛。我是两个阴沟盖子，他有一回在开庭休息时向我炫耀。我告诉他，他太令我佩服了，我自己从来没超出一个半盖子。西尔沃格雷特一点儿也听不懂我们谈的是什么，他在新泽西出生长大，他问我，两个盖子的人是不是指小偷？

虽说山姆在边界线罗马一侧长大，但他在他所谓的犹太街一边有不少朋友。他们是些聪明家伙，上大学的料儿，可他们中间也有希望成为硬汉子或金刚钻的，所以愿意跟我们混在一起，穿着带铜钉的裤子，袖子卷起来，掖上一包香烟，腰上扎着宽皮带。犹太孩子交上意大利朋友就好像显得硬气一点。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意大利孩子交上犹太朋友，他就显得聪明一些。山姆了解这个共生关系，这种了解是他用来对付西格尔和我的重要武器。

从学校毕业后，帕罗拉参了军，当上了工程作战人员。后来他干的是排雷和电子侦讯等工作。可他最热衷的是当警察，在25岁时终于满足了心愿。他很快就升为侦探27岁时他就成了众人交口称颂的出色侦探。到他35岁那年，他参与过在纽约发生的所有炸弹爆炸事件破案工作，他破案率极高。

现在，他的任务就是查出购买过在苏联外贸使团驻地起获的那颗炸弹的部件的人。因为炸药和电池是极普通的物品，他的注意力放在那只麦克隆塔计时器上。这种货只有无线电器材公司，一家电子器件连锁商店才有货。帕罗拉翻查一摞摞近期的销售收据，从中发现有一张1971年4月10日正是爆炸事件前几天的发票，发票里卖出去的是两只麦克隆塔计时器和一卷铜丝。这笔买卖是无线电器材公司在波洛公园区的分销店成交的，它就坐落在犹太人保卫同盟总部不远处。买东西的人留下的名字是费尔德曼，地址是第八街6136号。帕罗拉寻访了这个地址，发现并无此人。他又回到无线电器材公司的商店，递给商店经理（一个跟警察局关系不错的人）一张名片，叫他注意盯着费尔德曼点儿。

几星期后，那个经理兴奋不已地打电话来：费尔德曼刚刚到店里来了，买了一些铜丝、电池和电线。经理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码。很快就查出，那辆黄色沃尔沃车的主人是欧文西格尔。

谢尔顿开始注意到，他时刻地被两个开一辆破旧不堪的旁蒂克老爷车的便衣跟踪着。他的对策是采取主动进攻。他开始给跟踪他的人照相。有一次，他向当地警察派出所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控告书，汇报两个身份不明的人跟踪他的事件。另一回，他拦住一辆警车，报告警察他被两个流氓盯梢。穿制服的警察把旁蒂克拦住，要求穿便衣的帕罗拉出示证件，使西格尔十分解气。

1971年6月4日，正是西格尔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的那天早晨，他和同盟的另一个成员艾泽丹齐格开着那辆黄色沃尔沃出去。他们被一个叫杰罗米霍华德的密探盯着。情景正像一部基斯顿考普斯电影中的镜头：车在红灯前一停，谢尔顿就跳下车，飞快地给盯梢的尾巴照相。在曼哈顿经过一番左拐右弯的周旋，谢尔顿把车开到中区一家停车场里，两人下了车。霍华德跟了进来，他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搜了沃尔沃，发现了计时器，电线，电池和火药。西格尔和丹齐格回来时立刻被捕，罪名是携带炸药。那辆黄色沃尔沃，谢尔顿的欢乐和骄傲，作为物证被扣押。

西格尔和丹齐格现在成了苏联外贸使团爆炸案中的嫌疑犯。可是警察还有更大的目标。他们想要窥探打不进去的犹太人保卫同盟核心机密，他们需要一个通气的窗口。警方指示帕罗拉用缴获的证据作为杠杆，以使两个嫌疑犯中有一个人跳槽，为警察效劳，这样警方就可以得到他们急需的情报，了解同盟的计划。

帕罗拉从未亲身和西格尔或丹齐格会过面，他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来完成这件毫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为了找到最好的方法，他搜集了两个嫌疑犯出身背景和个人喜好的全部资料仔细揣摩。作为在波洛公园区长大的人，帕罗拉对西格尔和丹齐格这样的人生长的环境和周围的关系了如指掌。他知道犹太人崇尚忠诚本族的信念，鄙视告密。他了解许多犹太人因为对灭犹大屠杀无能为力而带来的负罪感，他们与苏联犹太人深沉的认同感情，以及犹太人对使用暴力的矛盾心理。

对两个嫌疑犯研究一番后，帕罗拉决定把功夫下在谢尔顿西格尔身上。他了解到，西格尔获保释后正在卡兹基尔山一所犹太避暑旅馆里当电工，包揽杂活。（我自己在那家旅馆里也很有根底：我有两个叔叔小时候就在那儿干活儿，我自己也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帕罗拉给西格尔打电话，说想谈谈他的车的事儿。西格尔因为极想把自己心爱的车要回来，答应在离旅馆几英里远的一条偏僻无人的乡村小道见面。帕罗拉在约定地点找到西格尔，开始了其后无数次秘密约会的第一次见面。

帕罗拉一开始就表示出他对苏联犹太人的同情，对俄国佬的憎恶。然后他问西格尔，是否听说过阿尔西德曼。西格尔摇摇头。哼，你小兔崽子没法不知道！帕罗拉吼道，他是你们自己人，你差点把他狗日的脑袋壳炸烂。

西格尔缩着脖子，说，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帕罗拉告诉他苏联贸易使团驻地爆炸事件，警察局侦讯处长是如何死里逃生。这些家伙想要你的小命，你要是不说出真情，他们肯定会下手。

西格尔不为所动。你们这些家伙把我当成孬种啦。我可没屁对你放。

帕罗拉转过身，打开汽车后盖。西格尔看着他从里面拿出一把铁锹，他有所准备，就问：你用那个东西干什么，为犹太人种树？

帕罗拉脸上没有笑容。不，你这狗日的聪明鬼，我们要把你埋了。他一边说，一边威吓着，把铁锹举到西格尔头上。我们要像以前对付贩毒的家伙那样对付你。知道我们怎么把他们从街上扫荡干净吗？不是上法院，听清楚了，在哈莱姆区空地里埋着不少贩毒的家伙哩。

西格尔吓得后退几步。等等，他忙说，他那副傲气劲已全然消退。我们好说好商量。

帕罗拉告诉西格尔，政府准备就爆炸苏联外贸代表处一案判他无期徒刑，唯一可以挽救他自己的办法是向当局提供犹太人同盟未来的行动情报。他说警方对检举参与者不感兴趣，只想获得足够的预先警告来防止流血事件。帕罗拉又提到谢尔顿的弟弟，那辆藏有爆炸物品车辆登记在他名下，他也会被起诉，除非谢尔顿提供情报。帕罗拉还答应帮助西格尔把沃尔沃车要回来。

西格尔答应考虑考虑。帕罗拉告诉他，如果他决定合作，就用一个特别为他安装的电话号码打一个电话给他，并指示他，他的化名是安吉洛，而帕罗拉则是斯蒂夫霍洛维茨。

帕罗拉安排西格尔弄回他的车两天以后，安吉洛用那个专用号码打电话来了，而斯蒂夫霍洛维茨拿起了电话。有人决定在长岛格林科夫的苏联大楼里放炸弹，他对着耳机小声说道。

这句话一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警方立即派出一个排爆分队，起获那颗炸弹，拆除了引信。帕罗拉心满意足，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窥测犹太同盟和谢尔顿西格尔的动向，企图捕获他所谓纯洁的金丝雀。现在他已经得手。可喂养一只金丝雀是一桩精细的买卖。这个情报来了以后好几个星期，金丝雀都没有歌唱。西格尔觉得现在已经人货两讫，谁也不该谁了他已经弄回他的沃尔沃车，作为回报，他帮助警方预防了一次大爆炸事件。他什么情也不欠帕罗拉了。

现在到了帕罗拉第二阶段任务出台的时候。西格尔必须成为一个长期的卧底，主动地提供活动分子的名字，不断汇报同盟的活动情报。帕罗拉不断提醒他，为苏联使团爆炸案件可以判他20年徒刑。你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你不会吃上一顿饱饭，更糟的是，你不能寻欢作乐，至少是没法跟女人睡觉了。车中查获的炸弹部件与苏联外贸使团驻地发现的炸弹同出一处，已构成他犯罪的技术证据。

西格尔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他该去向谁倾诉隐衷。他在苏联使团炸弹案中有一个律师，他是同盟的常年法律顾问，由同盟随便安排给被捕的成员进行辩护工作。西格尔不敢告诉这个律师他和帕罗拉谈话之事，唯恐同盟得知他的叛卖行为。他也不敢告诉他的女朋友托娃凯丝勒，因为她对同盟的赤胆忠心，胜过对他的恋情。谢尔顿急迫难耐地想和托娃结婚，他知道，一旦托娃知道他是个告密者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帕罗拉越收紧绳扣，西格尔就越感到压力除非西格尔提供名单，检察官将对他起诉；把他弟弟也抓进来，揭露他当奸细的面目，而且还得再没收他的车。西格尔开始动摇，他要帕罗拉保证，如果他提供朋友的名字，那么就不能让同盟知道，这是他干的。帕罗拉满足了他的要求。我以我孩子的生命发誓，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帕罗拉甚至耍了个小花招，保证他永远不能就西格尔告诉他的任何事情作证。我们还没有宣读你的权利，不是吗？你知道米兰达警告19。如果我们没有宣读你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不能以你告诉我们的内容做证据。

最后，在一个8月的夜晚，他们坐在停在西区高速公路下面的一辆车里，西格尔答应向帕罗拉和盘托出。他们来到一间废弃不用的警察防爆炸纵火侦察分队办公室里。在那里，西格尔紧张不安地开始讲述，他是如何制造苏联贸易代表处和格林科夫大楼用的那几颗炸弹，他供出谁参加制造炸弹，谁去安放，谁去打警告电话。

帕罗拉建议西格尔去见负责侦察起诉这两起爆炸事件的联邦检察官托马斯帕特森，他是美国联邦纽约东区助理检察官。这些案件都是在东区审判的，包括布鲁克林和长岛，因为炸弹是在布鲁克林制造的，而格林科夫则在长岛。那次会见时西格尔没有律师陪同，帕特森向他保证，他不会因苏联外贸使团和格林科夫爆炸案而被起诉。但帕特森告诉他，他们需要先起诉他，把他与其他被告一块儿逮捕，以便遮人耳目。

西格尔要求帕特森给他文字保证。帕特森同意给西格尔写一个证明，由帕罗拉保留。他在一张美国司法部公用笺上潦草地划了几个字，放进一个信封，打上火漆交给帕罗拉。信的内容是：

美国司法部认为，可以给谢尔顿西格尔先生在苏联外贸代表团驻地爆炸案和格林科夫爆炸未遂案以免诉豁免权。

西格尔在秘密的大陪审团面前作证，供认了苏联代表团和格林科夫爆炸事件中的罪行。第二天，联邦大陪审团认定西格尔和其他6位被告犯有炸弹爆炸罪。所有被告都被正式逮捕，包括假被告谢尔顿西格尔在内。

认定有罪后几星期，一个狙击手用一只杀伤力强大的步枪朝曼哈顿帕克大街附近的苏联驻联合国外交使团驻地的窗户里打了4枪，差一点就打中4个正在床上睡觉的儿童。那只带有昂贵望远镜的雷明顿0.243口径来福枪，后来在街对面亨特学院楼顶的一根通风管道里被发现。枪击显然不是有意识地打偏的。这回，事先并没有警告。

美国驻苏联大使在深夜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加以叱责。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谴责美国政府和纽约市没有阻止犹太复国主义流氓无赖的滋事捣乱。与之相呼应，要求把联合国从犹太人的纽约市迁走的呼声也出现了。市长约翰林赛一个犹太人保卫同盟激烈的抨击者，受到攻击，认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暴行的支持者。这场全面的外交危机仅仅因为那个狙击手的枪法不准而得以防止。帕罗拉接到指示，他一定得叫西格尔指认谁是狙击手，警方必须把凶手抓到，国际国内的压力都很大。

斯蒂夫霍洛维茨打电话给安吉洛，但西格尔对此不感兴趣。带着纽约警察局局长的直接指示，帕罗拉开始威吓西格尔，开头是隐隐约约地，随后更露骨地暗示他，尽管他有那封给予豁免的信件，他仍然可能因苏联外贸代表团驻地和格林科夫炸弹案而被起诉。他还告诉谢尔顿，任何一种豁免都是根据他是否愿意在对其他被告举行的公审上作证为前提的。西格尔开始感到寒心。这么说，他必须在被起诉或被揭露他的坐探面目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帕罗拉答应过他永远不会遇到这个难题，永远也不会向他的朋友揭露他的真面目。可这种事终于发生了。他真是个傻瓜，轻信了帕罗拉，那些警察们只是拿他耍着玩，使他越陷越深，直到他除了彻底投靠警方以外别无他路。这是一场惨痛的教训，这就是政府如何用审判告密者的手段行事，特别是在为侦破重要案件除此无他的紧急时刻。

政府正在收紧陷阱，谢尔顿无路可退，除帕罗拉外，没有一个可商量的人。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可以以命相托的只有一个东西他对发明创造的天然缘分。他发明了一个简单而又有效的录音设备，以便在与当局谈话时进行录音。他在车座下面安装了一架售价29.95美元的西尔斯录音机，在油门踏板下安装了一个自动装置，可以用他的长腿自动开启关闭。用这种方法，他可以长时间地录下他和帕罗拉及帕特森的谈话内容。

19米兰达警告（MirandaWarnings）或称米兰达规则（MirandaRule），指公民被警察或执法人员拘留、审讯前有权获得适当、及时的警告，即：他有权在开庭审判前保持沉默不回答任何问题，但如果回答了，每句话都可以作为向他起诉的证据。另外，他可以要求他的律师到场，由律师回答问题。如他没有律师或请不起律师，可由政府帮他找一个。这条法律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裁决里作出的，它已经成了美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