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美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或者独立自主

反恐战争伊始，欧洲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同美国领导人对欧洲一体化建设一样具有两重性。美国需要法德和解以保证北约的凝聚力，对付俄罗斯；但从没预料到它们的和解最后会导致一个竞争性的战略实体的诞生。美国从亲近、鼓励到怀疑、尖酸最后到反对的态度转变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欧洲领导人，在布拉格之春和东欧的苏维埃化之后他们理性地感到需要美国的保护；二战创伤愈合、**苏联垮台之后，他们又开始怀疑美国，怀念以前的独立时期。无论如何，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层看来，每个欧洲民族的历史都比美国短短两三百年的历史要厚重、丰富和有趣。欧洲人赶上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但这越来越让他们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产生怀疑，也给解放运动提供了理由。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就是范例。最近20年也出现了推动欧洲完全融入美国体系的反向力量。自由主义变革（左派术语称之为“极端自由主义反映”）在欧洲上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诱惑。发达国家受到寡头政治趋势的烦扰，新兴的社会阶层需要一个领导。当世界在军事领域不再需要美国的时候，它却成了全球不平等革命和寡头政治转变的先锋，诱惑着所有社会的领导层。美国今后所倡导的再也不是捍卫自由民主，而是替那些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人维护他们的金钱和权力。1965至2000年间，欧洲领导人没有在融合和解放之间做出取舍。他们同时实现了经济自由化和欧洲的统一，并于21世纪初将美国置于一个尴尬处境：他们不知道欧洲人会是忠实的仆人还是叛徒。欧洲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除了共同农业政策外几乎不再有关税保护。欧元自诞生之日至今贬值了25%，对欧洲经济形成了一种保护，出口价格降低，而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则上涨了同样的比例。2002年上半年当布什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实施保护性关税、增加农业补贴时，欧洲领导人和记者的叫喊表明他们并非不了解自己行为所产生的效应。欧洲人并不希望欧元是对付美国的惟一工具，无论其汇率是走低还是走高，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在融入美国还是获得解放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选择融入美利坚帝国对欧洲领导人有双重精神革命的意味：一方面意味着要摈弃自己的国家，缔结帝国婚姻；另一方面放弃捍卫民族独立，作为交换理所当然地进入美国领导阶层，“9·11”事件后，当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美国”的时候，欧洲和法国大部分的精英都曾有过这样的冲动。这也曾是让—玛丽·梅西耶（法国威望迪集团总裁——译注）的梦想。当越来越多的欧洲富人被华尔街榨取了钱财之后，美国的企业和银行让这种选择越来越失去诱惑力。尤其是美国右派中出现了厌恶欧洲的情绪后，欧洲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想自己解决问题，同时还想让欧洲人明白他们将来永远只能是二等公民。美国差异主义抬头的趋势不仅涉及黑人、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还包括欧洲人和日本人。选择解放则是基于欧洲客观的经济实力，以及欧洲人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欧洲必须有能力保证自身的防务安全。在短期内不失为现实的选择。欧洲工业实力胜过美国，军事上又无须再担心遭到削弱的俄罗斯。但欧洲必须通过提升核打击力量来达到真正的战略自主，虽然欧洲人从未把这一点挑明。美国和俄罗斯的威慑平衡给了欧洲充裕的时间发掘军事潜力，但欧洲面临的惟一问题是人口下降，因此欧洲未来的实力与美国相比将处于劣势（与俄罗斯相比则未必）。给出几种方案就意味着要从中选择，意味着我们的领导阶层需转变为意志坚定的行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品位和价值观来决定未来的方向。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奇迹：罗马共和国的参议院、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民主体制的领导人、1793年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公约》的法国、格拉斯通和迪斯累里时期的维多利亚帝国精英们、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贵族等等。我们并不生活在这样的伟大时代，甚至今日美国的社会上层也勉强可以算作此类，但由于他们总选择最容易的方案，因此谈不上是在做真正的选择。欧洲的领导阶层有能力做出艰难的、痛苦的决定，但其国民思想的四分五裂使人不能对欧洲集体思想的产生抱任何幻想。决定欧洲和美国相互间立场的将是沉重的、潜在的因素。正如过去人们所说的那样，事情的发展终将使欧洲脱离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