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与痛风3

大黄突然冒出来时，古义人已经和吾良成了朋友。他们的友谊缘于一件小事。二年级开始转学到松山中学的古义人，选修科目中选了"第二国语"。第一次上课时，穿着当时还相当稀罕的有西服背心的西装，个子很高，脑袋却很小的教师挨着个地追问大家"为什么你们选修古文呢？"他的意思是'为什么选这种没有人喜欢的课'，可是古义人事先没有得到一点儿消息，想起了早在"起义"之前，父亲给他讲的日本古典里的故事非常有趣，就回答说："因为我觉得古文在细微地方的语言表现特别风趣。"可是，教师却激动起来，"不要道听途说！你举得出有趣的例子来吗？"同班的吾良似乎忘记了自己才是常常惹老师生气的学生，也可能正是出于这一体验，他说道："你当时固执地沉默着吧？那就更激怒敌人了。"古义人并没有屈服于老师的恫吓，举了一个父亲喝酒时给自己讲过两三次的例子，使老师越加生气。古义人讲的是，例如，鹫叼来一个婴儿，扔进了大树上的窝里，等着吃食的小鹫们被婴儿的哭声吓坏了，没敢吃婴儿。"什么？这种愚蠢的故事在哪本古书里写着呢？原文是怎么写的？"面对咄咄逼人的老师，古义人也很反感，但还是做了回答："彼雏望之，惊恐不啄。""别胡说八道，你说，在哪本书里写着呢？"被这么一逼问，古义人也卡了壳，不安起来。因为他并没有亲眼看过那本书，只记得这是喝得微醉的父亲乘兴吟诵的一个故事。虽说父亲也给他解释过："小鹫们看见窝里奇妙的东西很害怕。'望'不就是用来形容小鹫伸长脖子的样子吗？给人讲这一段的次数多了，自然而然表现就熟练了。即使没有学问，会讲故事的人也能讲得很好的。"如果老师的追问是，不是你自己瞎编的话，就把那本书拿来，那么古义人就会更加不安的。因为父亲的藏书都被烧掉了！听父亲说是《日本灵异》里的故事，真有这本书吗？古义人的回答引发了女生们的笑声，教师脸上露出非常轻蔑的表情，去问下一个学生了。从这以后直到学期结束，古义人一直受到老师的漠视。同学中只有吾良一个人--他从京都转学来，因而降了一级--跟他搭话说："你父亲真风趣呀。"联想那个请古义人去道后旅馆吃饭，讲述自己和同伴们思想发展过程的大黄的口气，也给人以讲过多次而表达得非常熟练的感觉。换句话说，其用词之巧妙，给人感觉像是虚构似的。以至古义人这才理解了，由于父亲的缘故从不轻信别人话的母亲，之所以给大黄起了个"干巴"的外号，既表达了亲切感，也含有轻视的意味。母亲曾说过森林中的人分成两种，一种人从不说谎。另一种人仅仅是为了愉快而说谎，并不与实际利益挂钩。父亲秉性诚实谨慎，却成了外来的不诚实的吹捧者的玩偶。虽然他蓄着胡子，派头十足，可纸老虎不也是玩具吗？持续两天的讲座的**是"起义"落幕时，古义人父亲牺牲的场面。父亲牺牲时古义人也在场，所以应该说是讲给从第二天开始参加讲座的吾良以及年轻同伴们听的。警察的枪声响起来时，大黄扑到箱车上的长江先生身上，想要为他挡子弹，结果大黄被射中左肩而倒了下去……大黄亢奋地描述着袭击银行的场面，并且是当着事件目击者古义人的面，以证人自居地讲着。虽说有些夸张，却并非不是事实。果真如他所述的话，难道说自己头脑里储存了错误的记忆了吗？战后一段时间大黄仍呆在村子里，在山里或河边古义人还遇见过他。受伤后需要疗养，这也是正常的，但古义人记得早在战争期间，在放着父亲理发用的宝贝椅子的仓房里，从书架上搬下书来，整理信件的大黄就已经没有左臂了……二十多岁的大黄没有被征兵肯定是有原因的。战败之际，到父亲身边来的年轻人都说自己是请假出来的。在战败第二天的"起义"中，以几天前才从驻松山的部队来的，住在仓房二楼的军官们为中心，把坐在箱车上的父亲直接装上了卡车，像从前农民起义那样，向下游出发了。那天早上，大黄为了照顾有病的父亲，背着个装有旧尿垫等零碎东西的大包袱，走在头脑发热的军官们中间，被他们挤来挤去。那时的大黄究竟有没有胳膊呢？到达了位于松山的，现在CIE所在的堀之内对面的地方银行大楼前，箱车被从卡车上搬下来，父亲像一尊小铜像般站在箱车里。推着这辆箱车，军官们冲进了大门。古义人站在空空的卡车上瞧着这一幕。很快大楼里响起了枪声，从银行旁边的小马路上冲来了警察。古义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不顾被驶来的电车撞死的危险，横穿大马路，但他也没能跑多远，因为他顺着夏草萋萋的壕沟斜坡，哧溜溜滚下去了……后来，就像母亲的口头禅那样，一切都结束了。装着父亲尸体的箱车，再次被推到了银行前，从沟里爬上来的落汤鸡似的古义人，眨巴着眼睛瞧着……据说直到母亲坐着通知父亲死讯的警车来到松山时，自己仍旧呆在原地，这是真的吗？从村子坐车到松山来，少说也要两个钟头的。总之第二天，古义人由母亲陪伴着回到了峡谷。既然这个记忆是确实的，母亲就算去得再晚，也是去过现场的。如果那时除了被杀死的父亲外，还有一个被枪击中肩部的大黄的话，为什么母亲从没有和古义人谈起过呢？大学毕业后，古义人看到了大黄在讲座上使用的那本书。那是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书，讲述了日本国家主义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变迁--尤其是地方右翼小团体，战后五六年中在占领军压力下的变动--的文章。那本书里也引用了那句汉诗。大黄看的那本书正是那时刚刚出版的。作者谈到战争期间右翼组织中由于战败而对价值体系的崩溃产生绝望而自杀的人，并举出了领导人的名字。古义人记得其中两个人的名字。十岁那年春天，父亲让他整理突然增多的来信，他用心辨认一个个封面上毛笔写的住所和姓名，然后记录在"账本"上，其中就有这两个名字--这些名字都很与众不同。作者还指出，第二种组织是在法西斯的招牌上冠以"民主主义的"东西，组织的还是原班人马。此外还有第三种组织，即分散在地方的，直接进行非政治性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组织。如果说大黄在古义人的父亲惨死松山街头之后，用了七年时间在森林中建立了修炼道场，自给自足地生活到现在的话，他领导下的集团就属于这第三种组织吧。大黄具有利用这一运动的企图，所以来找在CIE图书馆进行高考复习的古义人。而且，在发生了不仅是古义人，吾良也卷进来的事件之后--那是作为大黄他们下一个行动的准备--大黄又为什么中止了行动，和同伴一起继续守护修炼道场呢？遭到小铁球袭击时，古义人内心很想回避的难道是下面这个事态吗？即不得不在警察局或在法庭上面对使用森林方言进行共同事业的大黄及其同伙……第一次被袭击时，听出三个人使用的语言是从现在村里年轻人那里听不到的语言时，古义人不能不凭直觉感到他们是保持着古老乡音的一直以封闭的集团形式行动的人。与这种感觉重合，下意识地想像到了大黄也是顺理成章的。第二次铁球袭击是在古义人刚刚发表了《圣上让我拭泪》这部小说后不久的事。小说描写了刚刚战败时的父亲的"起义"，这也是吾良曾打算拍成电影的小说。创作小说时，古义人不时回想起从十七岁和大黄再次见面到修炼道场发生事件这十天内的，特别是吾良也参加了的第二天晚上讲座时的大黄。然而古义人在小说中完全没有涉及大黄所作的关于起义的说明和评价。实际上，当时听着大黄讲述他自己的往事，十七岁的古义人就产生了怀疑。包括这些疑问在内，原本可以把大黄写进小说，古义人之所以没有写的心理背景，是惧怕居住在大黄他们修炼道场附近的母亲周围发生风波--如果有人要问这有什么根据的话，也说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