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杜立特
牛人杜立特
1941年12月21日，珍珠港事件刚刚过去半个月，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就对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中将做出特别指示，“必须尽快组织针对日本本土的报复性打击活动”。
1942年1月28日，在白宫的又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再次强调了发起这种进攻的重要性。此时关岛已经沦陷，吕宋岛大部被日军占领，美国丢失了距离日本最近的空军基地。苏联港口海参崴倒是个不错的选择，那里距东京只有1100公里。但苏联与日本签有《中立条约》，斯大林如果允许美国使用苏联基地轰炸日本，很可能招致日本的疯狂报复，这对正在西线与德军作战的苏联人来说是不能承受的巨大风险。逼急的总统甚至问阿诺德是否可以在外蒙古建立轰炸机基地轰炸日本。
阿诺德在笔记里写道：“总统说，从日本和美国双方的心理来看，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轰炸日本。他要我们尽快找出办法，以空袭的方式给日本本土带去真正意义上的战争。”随后阿诺德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现在外蒙古已不受蒋介石控制，那里基地的安全性是得不到保障的”。
即使美军航程最远的陆军轰炸机，也不足以从当时美国控制的陆地上起飞抵达日本上空，使用航空母舰舰载机发起攻击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对此，刚上任不久的尼米兹并不热心。他担心空袭东京会导致日军的疯狂报复，此时太平洋舰队尚不具备与日本联合舰队正面抗衡的实力。从技术角度来说，航母舰载机航程有限，作战半径的制约要求实施攻击必须将航母开到日本近海，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攻击条件具备，美军舰队早已进入航程更远的日军陆基攻击机的打击范围之内。这种纯粹为了出口恶气而采取的自杀性攻击缺乏战术意义，少数舰载机的攻击不可能取得显赫战果，况且用当时太平洋舰队仅存的几艘航母去冒如此大的险，对于身处战场的军事将领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不仅是罗斯福，美国民众也对袭击日本本土有着出乎意料的热情。加利福尼亚州一位汽车轮胎商甚至悬赏1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字——奖励第一位袭击日本本土的美国飞行员。有人建议向日本的多座火山投掷炸弹，触发火山喷发，“说服日本民众，让他们认为是神明在对他们发怒”。《沃思堡明星电讯报》总裁阿蒙·卡特提出了一个更新奇的主意：利用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驾驶四引擎轰炸机从阿拉斯加飞到东京，“用500架飞机携带2000磅到4000磅炸弹让东京从地球上完全消失”。这些人的好心可以理解，但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当时的条件下，到哪儿找那么多四引擎的轰炸机？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大领导重视比什么都管用，总统多次亲自过问的事情自然有人操心。之前，金上将的潜艇参谋弗朗西斯·洛上校——他1915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曾几番视察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机场，发现那里的跑道被涂上了类似航母甲板的图案，用作飞行员起飞和着舰训练。看到这一情景的洛，灵机一动，他忽然意识到用海军航母运载陆军远程轰炸机对东京进行空袭，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1942年1月10日，参加“阿卡迪亚”会议与英国人吵了一天的金刚刚回到“泼妇”号钢壳游艇上，洛就来到了他的舱室，向金汇报了自己的思路。洛认为只要加以严格训练，双引擎陆基轰炸机就能够从航母甲板上顺利起飞。疲惫的金对洛的提议当即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当即授意洛去找航空参谋唐纳德·邓肯上校，就详细技术细节进行沟通。
洛立即打通了邓肯的电话。1917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邓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飞行员，曾拿过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此时正担任金的首席航空顾问。邓肯曾在“萨拉托加”号航母上服役，担任过美国第一艘护航航母“长岛”号舰长，精通海军航空兵业务。邓肯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那个“影子总统”霍普金斯的大舅哥——战后邓肯曾官至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听了洛的奇思妙想后，邓肯立即开始了可行性研究。他在绝密状态下用了整整5天时间起草了长达30页的行动方案。为确保不泄密，所有资料都是他亲自手写而不是委托打字员打印的。
从航母起飞轰炸日本后飞往中国，要求执行任务的轰炸机至少能携弹910公斤，续航力超过4400公里。进入邓肯视野的陆军轰炸机有四种，分别是B-18、B-26、B-23和B-25。B-26最短起飞滑行距离超过了航母甲板。B-23机翼过宽，如果使用，不仅会大幅降低使用飞机的数量，且撞上航母岛式塔楼的可能性很大。B-18也存在机翼过宽的问题。
权衡再三，北美航空公司的B-25在航程、翼展、载弹量等各方面均能符合作战技术要求，且只需要5名机组成员。这是B-25首次投入实战中。这种轰炸机长16.48米，翼展20.6米，总重12992公斤。二战期间，这种飞机共制造了9816架，单架造价180031美元。
但这种中型轰炸机体型庞大，在短短的航母甲板上起飞难度极大。虽然经过减重、改装并对飞行员进行特训后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但回到航母上降落绝无可能。洛原本的想法是，让执行完轰炸任务后的轰炸机在海上迫降，用潜艇或驱逐舰将飞行员接走。邓肯修正了洛的想法，他觉得相对而言，航母的安全更加重要，航母在放飞轰炸机后立即返航。经过精密计算并合理使用燃料的飞机，可以从航母上起飞直抵日本上空，扔下炸弹后飞往中国或苏联，后者最好。
这一方案还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执行任务的航母甲板因需要停放只能起飞不能降落的陆基轰炸机，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舰载机起降，航母自身战机只能暂时存放在机库里。在陆基轰炸机起飞之前，除了可怜的防空炮火，航母几乎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能力。洛之前建议只使用1艘航母，但邓肯认为至少需要2艘：1艘用于运载陆基轰炸机，1艘担任舰队的护航任务，当然护航巡洋舰、驱逐舰也必不可少，还有为长途奔袭提供补给的油船。
邓肯仔细查阅了北太平洋及日本近海的气象资料，提出4月具有实施空袭最佳的气象条件。拟定航母舰队从美国西海岸出发，到达最东地点为距离日本海岸700公里处。为了尽可能为飞行员创造生还的机会，邓肯拟定空袭时间为午夜时分，以保证飞行员飞抵中国时是白昼。按照当时中国日占区及轰炸机的航程，首选降落地为浙江衢州附近的几处机场。飞机将在那里加油补给后转飞重庆，之后辗转回国。
邓肯最初选择的降落地点是苏联的海参崴，这样飞机可以少飞行1000公里以上，飞行员生还的机会更大。邓肯甚至提出，依据《租赁法案》，这些飞机着陆后可移交苏联使用，机组人员返回美国。为此，美国特意派专员赴苏联协商，最终无果。理由刚才已有叙述。
1月16日，邓肯和洛一起向金递交了研究报告。在认真翻阅之后，金指示两人去向阿诺德中将详细汇报。17日，邓肯和洛向阿诺德汇报了这一行动计划。
阿诺德对袭击日本早有想法，不仅仅是出于总统的授命。早在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一次讨论中，英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就告诉他：“攻击日本是海军的任务，美国海军的航母可以溜到日本近海，像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发动一次突然攻击。”波特尔认为这样做的风险不会超过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还将使日本海军从南方撤回力量去加强本土防御，间接缓解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压力。斟酌再三，阿诺德最终否决了这一想法。作为陆军，他不愿拿海军仅存的几艘航母去冒险，再者他怀疑波特尔将这一任务指派给美国海军别有所图，是为了不影响美国对英国的轰炸机供应。同一天，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提醒阿诺德，是否可以考虑从中国起飞轰炸机空袭日本，阿诺德回答说美国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轰炸机，一旦采取行动，需要的飞机不能少于50架。
1942年1月4日，在讨论北非防务的白宫会议上，金曾提议用海军的航母向那一地区运送一定数量的战机，其中就包括陆军轰炸机。当时阿诺德就怦然心动，若有所思，他潦草地在本子上写道：“要用航母运输陆军轰炸机，我们将不得不尝试从航母上起飞它们才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做法，但我们必须做出尝试。”会后，他曾指示陆军航空兵作战计划处进行从航母起飞陆军轰炸机的可行性研究。
正因为有了之前这些想法，阿诺德对邓肯和洛的建议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积极响应。和金一样，阿诺德同样崇尚“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立即授意邓肯继续筹划海军承担的任务，由他亲自来物色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1月13日，一位45岁的陆军飞行员应召来到了司令官的办公室。阿诺德问他：“我们有什么飞机可以在500英尺的短距离内起飞，负载2000磅炸弹，载着全体机组人员飞行2000英里以上？”
这个小个子军官迅速将美国兵工厂所有的战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推断只有4种飞机可供使用。但慎重起见，他还是有所保留地说：“将军，请给我一点儿时间，我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第二天，中年人再次来到了阿诺德办公室：“如果加装油箱的话，B-23和B-25都可以使用。”
“如果必须在75英尺的宽度内起飞呢？”
“那就只有一种，您问的正是B-25。”阿诺德心中暗暗点头，这与之前邓肯和洛的判断不谋而合。
这位中年人就是我们本章的主角儿，刚刚返回陆军现役的詹姆斯·杜立特中校。当听完司令官简单介绍作战计划之后，杜立特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项即使成功也未必能够生还的特殊任务”。
阿诺德之所以从空军众多高手中选择了杜立特，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着别人不具备的特点。1896年12月14日，杜立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他的身高仅仅1.63米，放在日本人中并不算低，但在美国人中绝对属于鸡立鹤群，坐在飞机座舱往外看都非常困难。但就是这位小个子，却保持着美国飞行界的多项纪录——很多同时也是世界纪录。
杜立特有强壮的体魄，酷爱拳击的他曾获得1912年美国太平洋海岸业余48公斤轻量级拳击赛的拳王称号。和哈尔西一样，年轻时期的杜立特喜欢打架斗殴，因此被以扰乱秩序罪关过班房。他在飞行方面有惊人的天赋。只用了7小时4分钟，杜立特已经能独自驾机飞行，半年后就成为飞行教官。他曾以5美元和朋友打赌自己可以坐在飞机的轮轴上着陆，这一惊人举动被当天正好在现场的电影导演塞西尔·德米尔拍进电影，被告发的杜立特因此被当时的顶头上司阿诺德上校勒令禁飞一个月。
今天看来，驾机穿越美国本土似乎非常简单，但在当时绝对是第一个吃螃蟹。1922年9月4日，杜立特驾驶一架DH-4B型飞机，从东海岸佛罗里达不间断地飞行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全程3482公里，耗时22小时30分钟。在那以后，杜立特先后赢得施奈德锦标赛、本狄克斯航空竞赛和汤普森杯等航空大赛冠军。据说他第一个完成了当时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动作——外圈筋斗和盲降。
不单在飞行上有惊人的表现，杜立特还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自然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是中国航天之父钱伟长大师的班长，可谓文武双全、内外兼修。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杜立特在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石油公司——壳牌公司任航空部主任。1939年，他意识到战争已不可避免，主动向阿诺德提出返回现役。他向阿诺德表明，自己有7730小时飞行时间，而且基本上是战斗机。当时他只是预备役少校，根据现行法律是无法被征召加入现役的。直到194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征召预备役修正法案后，杜立特才得以重回部队。战争结束后，已晋升中将的杜立特再次回到壳牌公司出任副总裁。
当时尼米兹的手下只有四艘航母，除“萨拉托加”号被日军潜艇击伤需要回到西海岸维修外，可供选择的航母还有“约克城”号、“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这三艘。让正在海上征战的航母大老远跑回来实在费事，正在墨西哥湾试航的“大黄蜂”号航母就此进入了邓肯的视线。这艘航母完成试航之后，将很快通过巴拿马运河，在西海岸做短暂停留，之后前往珍珠港加入太平洋舰队。
2月1日，一个寒冷周日的下午，邓肯登上了停泊在弗吉尼亚诺福克军港7号码头的“大黄蜂”号，随后两架B-25被吊上了甲板。2月2日9时32分，航母启航，舰长马克·米切尔上校亲自操舰，护航的是两艘驱逐舰。航母于12时55分到达试飞地点，13时27分和47分，约翰·菲茨杰拉德和詹姆斯·麦卡锡两位中尉飞行员成功驾机从航母起飞，然后飞往陆地机场平安降落，邓肯观摩了试飞全过程。一切表明，只要经过艰苦训练，空袭东京的计划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在邓肯随后呈递的备忘录上，金用铅笔龙飞凤舞地签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非常好”。
唯一感到愤懑的是“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上校。尽管知道自己的航母很快就将投入战斗，但是老朋友邓肯一点儿都不肯向他透露将要执行的任务。面对同样恼火的部下，米切尔还要按捺住火气，耐心劝告弟兄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生气归生气，该干的活儿还是要干。大度的米切尔甚至将条件最好的舰长室让给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使用。
被选作执行任务的是美国陆军第十七轰炸机大队，首批B-25就是在该大队服役的。截至1941年9月，该大队全部4个中队均已配备了一定数量的B-25。飞行员对驾驶这种飞机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杜立特没有时间去训练新飞行员。
之前，第十七大队正在俄勒冈州执行反潜巡逻任务。接令之后，他们于2月9日转移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陆军航空基地，对外宣称是担负东海岸的巡逻，实际是为空袭东京做准备。飞行员被告知，他们将有机会参加一项极为危险的活动，愿意参加者自愿报名。出于保密考虑，对所有官兵都隐瞒了任务的具体内容。
初期预计使用的轰炸机为20架，因此从第十七大队挑选的B-25是24架。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并使每名机组成员能够获得最大的生还机会，空军技术人员对备选飞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装。具体包括：
一、由于将要执行的是低空轰炸任务，飞机尾部的12.7毫米机枪就显得作用不大。这种性能不稳定的机枪时常卡壳，拆除后不但可以减重，还可以为额外加装的60加仑油箱腾出空间。飞行员格林宁上尉想出了一条妙计，在轰炸机的尾巴打洞，安装两个看起来像扫帚的黑色木杆模仿机枪。夸大的枪筒使可能对其追击的战斗机清晰可见。不过一旦遭遇到真正的攻击，这种“稻草人”机枪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二、考虑在北太平洋航行将要遭遇到寒冷天气，机翼前端和机尾安装了除冰器，防止燃油冻结。
三、为防止发报被日军截听，暴露战术意图和舰队具体位置，行动全程将严格实施无线电静默，只收不发。这样机上104公斤重的无线电设备就没了用场，全部予以拆除，以减轻飞机重量，节约每一滴燃油。
四、在投弹舱部位加装副油箱。最初使用65加仑钢制油箱，由于多次出现漏油事故，改用225加仑的橡皮油箱。在投弹舱上方加装160加仑的折叠式橡皮油箱，油料用完后可压瘪折叠。在机腹炮塔中安装110加仑的金属副油箱。以上综合措施，使飞机可携带的燃油从设计的646加仑提高到1141加仑。考虑到抵达中国尚需一段时间寻找可供降落的机场，所以在飞机尾部无线电员座舱加装了一个60加仑和10个5加仑的小油箱，要求机枪手在飞行途中不断地将小油箱的燃料加注到炮塔的副油箱里，然后在小油箱上钻洞扔出飞机，使之很快沉入海底，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追踪舰队的蛛丝马迹。
五、改进炸弹舱的炸弹挂钩，使之能够在加装了副油箱的狭小空间里放置2颗227公斤爆破弹和1颗454公斤燃烧弹。使用的特制燃烧弹为子母弹，内置128颗3公斤重的子燃烧弹，可以最大限度地引燃攻击范围内的建筑物。
六、这次行动更重视对敌人心理上的打击，因此轰炸精度和实际效果就变得不太重要。B-25原来配备的诺顿瞄准器被卸了下来。这种重34公斤的瞄准器由2000个以上零部件组成，类似一个模拟计算机，以著名荷兰设计师卡尔·诺顿的名字命名，在1200米以上的高空能够取得良好的轰炸效果。本次轰炸要求在460米以下高度投弹，高精度的瞄准器实在是大材小用。属于高尖端科技的诺顿瞄准器造价高达1000美元，一旦飞机被击落或迫降在敌占区，这种珍贵的瞄准器很可能落入日军之手。但轰炸没有瞄准器也不行，最后代之以飞行员格林宁上尉发明的简易瞄准器。这种用报废的硬铝材料制成的简易替代品重量不到1公斤，价格仅仅20美分。大家亲昵地给它起了个响亮的绰号“马克·吐温”——那位大作家患有色盲症，因此被拿来嘲讽这种成像色彩度不高的瞄准器。
七、为了减少重量和避免意外中弹起火，严格限制飞机携带照明弹的数量，只在有装甲保护的飞行员座位后留了2颗，以供夜间着陆时使用。以上综合措施共计减少重量181公斤。改装后的24架轰炸机中有2架安装了摄影机，以便抓拍轰炸效果。
1月31日，根据阿诺德的要求，美国陆军航空兵参谋长卡尔·斯帕茨准将向杜立特提交了要轰炸的10个日本城市备选名单，并详细标明这些城市中需要重点打击的军事目标。为了造成更大的影响，使日本无法掩盖本土被炸的事实，阿诺德决定对多个城市实施轰炸，哪怕派去的仅仅是一架飞机——不要实际战果，只求轰动效应。
“阿卡迪亚”会议之后，约瑟夫·史迪威中将被选作蒋介石的参谋长派往中国。临行之前，阿诺德特地召见了史迪威，暗示“美国将会派轰炸机到中国去”。他要求史迪威在中国准备多处备降机场，同时在这些机场存放轰炸机所需的汽油和航空润滑油。
华盛顿同时向重庆政府提出了相关具体要求。对于此事，蒋介石在1942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声称将有轰炸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降落，要中国准备临时跑道。”出于保密考虑，美国并未将真正作战意图和详细计划告诉重庆。随后蒋介石下令给驻扎在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他务必在4月前完成相关机场跑道的修缮与扩建工作。
当时中国沿海地区大半已沦陷日寇之手。距日本较近的省份中，只有浙江、福建、江西的部分机场可供使用，如浙江的衢州和丽水机场，江西的玉山和吉安机场，福建的建瓯机场。这些机场大多设施落后，难以承担降落大型轰炸机的艰巨任务。
接到委员长的特别指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不敢怠慢，立即专程赶往衢州召集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机场的扩建和修缮事宜。会议强调，不仅机场必须能够容纳50架轰炸机的起降条件，还要“以机场为中心四周缜密设防，内外布置，建筑壕堑，征工征木”。
如此浩大的工程绝非小小衢州所能承担，周边十里八乡都被紧急动员起来。当时正值严冬，各县青壮劳力甚至老人幼童都加入了开山伐木的人流之中。那些船载肩扛、翻山越岭的中国百姓并不知道美军飞机从哪里飞来，到底要去做些什么，但他们只要知道是去打日本人就足够了。仅仅几十天，机场扩建和修缮工程顺利完工。重修后的衢州机场几乎能容纳当时各种型号的飞机起降。同时，玉山、吉安、建瓯等机场也在数月内修毕待命。
为了彻底扼杀中国的空中力量，日军一直在对衢州等机场进行不定期的狂轰滥炸。直到4月3日，衢州机场还遭遇过一次空袭。日军每次空袭过后，衢州机场都会被中国民众快速修好。蒋介石在4月1日的日记里描述了他接到的最后通知：“美军拟在4月19日、20日使用衢州、丽水机场的两条跑道。”
落实降落机场的同时，空袭行动的各项准备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为了保证中国方面的准备万无一失，阿诺德专程派克莱顿·比塞尔上校到重庆担任史迪威的航空参谋，负责接收飞机降落和加油设备等专项事务。
对飞机的改造和机组人员的征集也在同步进行。2月28日，杜立特到了南卡罗来纳埃格林基地，从驻扎在那里的第十七轰炸机大队招募志愿者，报名者中共有24个机组的120名空勤人员和20名地勤人员被最后选中。“我的名字叫杜立特，”中校告诉大家，“我们大约有3周时间——也许更少，通过训练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记住，如果有人想退出，随时可以，不会过问任何问题。”被选中者无一人愿意退出。
“长官，您能给我们关于此次行动的更多信息吗？”一名飞行员提问。
“不能，至少现在还不能。整个事件必须保密，你们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很多人的生死将取决于你们能否为这次行动保密，不仅仅是你们的生命，还关系到其他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大名鼎鼎的杜立特是众多年轻飞行员的偶像，他的出现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昭示此次任务的重要性。飞行员查尔斯·麦克卢尔回忆说：“当时一听到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一定要采取实际行动了，可以预期将大干一场。”
3月1日，飞行员驾驶改装后的24架B-25飞往佛罗里达，他们将在那里接受为期3周的特殊训练。第八空军基地的滑行跑道已被涂成航母甲板的模样，供飞行员模拟起降，训练还包括低空飞行、投弹、夜航、水上导航等专项技能。其间遇到恶劣天气无法训练时，就由兼任十五号机组机枪手的托马斯·怀特军医向大家传授急救课程。行动中没有军医位置，急于参战的怀特经过努力训练，竟然破天荒地取得了机枪射击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而以正式队员的身份登上了飞机。怀特为队员进行了天花、鼠疫的疫苗注射，还为每个人验明血型，登记在身份卡上，每个机组还配备了一个医药箱和两个急救箱。
飞行教官由埃格林基地29岁的亨利·米勒海军中尉担任，他是海军中最杰出的飞行员之一，训练重点是在最短的距离内起飞。飞机载重量由轻到重，起飞距离从远到近循序渐进。到训练结束时，参训飞行员几乎全能达到负重14000公斤在150米的距离内起飞，个别高手的成绩达到了惊人的87米。除了起飞，他们还进行了昼夜低空编队飞行训练，投弹手进行了目视轰炸训练，机枪手则进行了射击专项训练。
3月下旬，所有参训飞机进行了一次3200公里的长途飞行，以检验远程飞行中各项改造的合理性以及燃料的消耗情况，也作为短训的结业考试。杜立特从24个机组中选出了15个正式参战机组，后增加1个备用机组。在写给阿诺德的总结中，杜立特说：“尽管3周时间很短，但飞行员还是克服困难，达到了预期目标。”
3月31日，16架参加任务的轰炸机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海军航空站，“大黄蜂”号航母已经等在那里了。舰上的海军人员用起重机将15架飞机吊上甲板，转移到飞行跑道上加以固定。在第十六架飞机登舰问题上，海军担心甲板无法容纳，不太同意。经高层多次斡旋，一直到航母出发前，海军才同意将第十六架飞机挤上甲板。4月1日，16架轰炸机每架5名机组成员，加上地勤及维护人员总计71名文职和130名作战人员登上了航母。
海军飞行员对体型庞大的B-25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劳森中尉和几个陆军飞行员便带着他们参观了飞机，像小孩子一样吹嘘这些飞机到底有多牛。作为报答，海军飞行员也带他们参观了海军的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鱼雷机，这些飞机都折叠了机翼，彼此拥挤地停放在机库里，因为陆军飞机把甲板都占满了。劳森不由得暗自担心，“大黄蜂”号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傍晚时，他的担心得到了部分缓解，因为周围来了许多巡洋舰和驱逐舰。
之前的3月19日，邓肯受金上将委托专程飞往珍珠港，向尼米兹上将介绍了这一别出心裁的空袭方案。尼米兹对这种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准军事行动”不感兴趣，对袭击成功的前景也半信半疑。在他眼中，如此兴师动众的计划没有任何战略目的，只是一次夸张的示威而已。他本来指望“大黄蜂”号能够缓解太平洋舰队兵力严重不足的状况，这下倒好，不但它暂时派不上用场，还要再派出一艘航母去为其护航。也就是说，这次行动竟然要动用太平洋舰队一半的航母力量，它们将在目前毫无战事的北太平洋停留超过6周时间，这将导致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孱弱力量更加分散。一旦将“企业”号航母派出，由于“列克星敦”号需要留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危机四伏的南太平洋就只剩下了“约克城”号孤独地在那里游弋。
参谋长德雷梅尔少将同样反对这一计划。危险无处不在，由2艘航母组成的特混舰队要深入距离日本本土很近的海域，随行的还有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2艘油船，舰队官兵合计逾万人。这支庞大的打击力量将在全程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穿越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天空中随时可能出现日本人的飞机，所经水域有敌军潜艇和水面舰艇频繁出现，任何一丁点儿差错都将导致整个行动功亏一篑。最关键的是，空袭一旦成功，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会采取怎么样的报复措施？是进攻珍珠港还是中途岛，抑或是西海岸的西雅图、旧金山和洛杉矶？太平洋舰队目前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入侵的能力。
但是邓肯告诉尼米兹，他此行目的并非来商议此事是否可行，而是来传达金上将的命令，太平洋舰队必须积极配合完成这一行动。邓肯只是一个小小的上校，但他背后站着金、诺克斯、马歇尔和阿诺德一众大腕儿，甚至还有罗斯福，尼米兹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这事儿要换成麦克阿瑟，早一尥蹶子蹦八米多高了，即使执行也要发一通牢骚不可。但尼米兹不同，他是个“讲政治”的内敛之人。为了确保太平洋舰队的新成员——“大黄蜂”号能平安回来，尼米兹还是决定派出“企业”号航母。他吩咐邓肯给华盛顿回电：“让洛告诉吉米（杜立特的昵称），放手去干，就按我们商定的日期。”
邓肯离开之后，尼米兹第一时间找来了哈尔西：“比尔，你觉得这样的计划行得通吗？”
“这需要很好的运气。”
“那你愿意带他们去吗？”
“是的，我愿意。”
“那好，接下来全看你的了。”
3月31日，哈尔西带参谋长勃朗宁上校专程飞回美国，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见到了早已等在那里的邓肯和杜立特，众人就空袭的战术细节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详细沟通。如此机密的重要行动，仅靠电文联络显然是不恰当的。
哈尔西和杜立特商定，以“大黄蜂”号为核心的第十六特混舰队先从美国西海岸出发，随后航程较近的以“企业”号为核心的第十八特混舰队从珍珠港启航，两支队伍在指定海域会合。航母将尽可能地把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运送到距离日本海岸640公里的地方。如果航行途中被日军发现，假若东京或中途岛在轰炸机的航程范围之内，不管任何情况都将立即放飞杜立特的飞机，或轰炸东京后迫降被潜艇救走，或直接飞回中途岛降落。如果两者均不在航程之内，只能立即将所有飞机推入大海，确保“大黄蜂”号可以及时将机库中的舰载机提升到甲板上，与“企业”号一起参加随后发生的战斗。杜立特表示理解：“毕竟如果两艘航母以及众多巡洋舰、驱逐舰都损失了的话，将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力量在相当长时间里终结。”
哈尔西和勃朗宁本拟于4月2日返回珍珠港，恶劣天气使所有飞往珍珠港的航班都无法起飞。哈尔西只好待在宾馆焦急地等待，还由此患上了流感，后来逐渐发展为过敏性皮疹。6日早上，哈尔西已无法起床。恰好勃朗宁在酒店大厅碰到了一个海军医生，给哈尔西开了硫化片剂。医生劝哈尔西卧床休息，但他必须尽快启程。“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身上装了那么多药片，以至于动一下就哗哗作响，我一路都在睡觉。”6日晚上，到达珍珠港时，哈尔西写道：“飞机降低高度准备着陆时，我被自己流出的鼻血弄醒了，我就这样舔着鼻血踏上了火奴鲁鲁岛。”
太平洋舰队效率颇高，尼米兹在第二天下午就签署了作战命令。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哈尔西要求派两艘潜艇到日本附近海域侦察巡逻，负责监视可能危及此次行动的日军。此外，尼米兹下令所有潜艇都移到赤道以南，会合地点以西的任何船只都被哈尔西认为是怀有敌意的。带病出征的哈尔西因此错过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航母对决。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他还无奈缺席了两个月后的中途岛海战。对美军来说这很可能是另一种幸运，届时详叙。
4月2日清晨，3时40分，海军4号油驳缓缓靠近了停泊在9号码头的“大黄蜂”号，为这艘即将远征的航母加了153329加仑燃油，使它的油量超过了140万加仑。航母的锅炉开始点火，舰上共有170名军官和2000名水兵。
舰长室里，米切尔上校——他此时已被告知具体行动计划——正和杜立特一起观看陆海军最高首长马歇尔和金刚刚发来的指示。马歇尔在电报中告诉杜立特：“我一直会想着你，愿上帝保佑你。”一向以严酷著称的金也在一张手写的便笺上祝他好运：“当我得知是你将在‘大黄蜂’号的远征中带领陆军航空队时，我知道成功的概率已大大增加。对你，对你的官兵和手下，我要衷心祝愿你们胜利完成任务——一路顺风和狩猎成功。”
一名水兵匆匆走了进来，要求杜立特上岸接一个紧急电话。杜立特怀疑是阿诺德临时变卦不让他参加本次活动。得知电话那头是马歇尔时，他放心了。
“杜立特？”参谋长问。
“是的，长官。”
“我打电话来是要亲口祝你好运，我们的关心和祷告将与你们同在。再见，祝你好运，平安回来。”
陆军参谋长亲自打来电话，让杜立特有点儿不知所措，这一姿态至少表明了对于正在遭遇困境的国家来说，他们本次行动有多么重要。“谢谢您，长官，”杜立特说，“谢谢您。”
大雾笼罩着海湾。早上，7时42分，轻巡洋舰“纳什维尔”号率先启动，随后是驱逐舰“奎因”号、“美瑞迪斯”号和“格雷森”号。10时18分，造价3200万美元的“大黄蜂”号庞大的身躯开始缓缓移动。这艘刚刚服役的航母排水量19800吨，最高航速33节。米切尔上校特意为航母加上了一个特殊标志，用印刷体在巨大的烟囱上书写了“铭记珍珠港”一行大字。1分钟后，“文森斯”号重巡洋舰和油轮“西马伦”号起程了。11时13分，所有舰只顺利地通过了巍峨的金门大桥，空袭东京的行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于“大黄蜂”号来说，这次出征尤其不祥，这艘航母此生再也未回过美国。它因为参加轰炸东京的行动而成为日本人重点复仇的对象。仅仅半年之后的圣克鲁斯大海战中，“大黄蜂”号在日本人不顾一切的殊死攻击中折戟沉海。
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路线类似，第十六特混舰队空袭东京同样选择了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具体航线为北纬40度线，与南云4个月前的航线平行，全程8400公里。双方的理由相同，就是利用北太平洋人迹罕至的有利条件最大限度隐藏自己的行踪。
16架体型庞大的陆军轰炸机簇拥在甲板上，密集的排列方式使机尾只能悬在航母的尾扇外边。陆军飞行员胡佛瞬间出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的东西能被叫作跑道”。航母舰载机已经提前存入机库，此刻的航母就像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在和“企业”号会合之前，它只能依靠护航舰只的保护。“西马伦”号油船装载着600万加仑燃油，舰长罗素·伊利格上校告诉水兵们：“我在东方服役6年，包括在中国的2年，与日本鬼子有过密切接触，亲眼见识过他们的残酷和暴行——还有勇敢，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只有167厘米高，体重61公斤，这在美国人中略显“迷你”。米切尔于1910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和哈尔西一样属于学校典型的“差生”，总共有280次被记过处分，二年级时曾被开除。后来在副市长父亲的努力下再次回到学校，最终以2.5分的极差成绩毕业。这次哈尔西、杜立特和米切尔这三个曾有劣迹的人终于凑在一起了。
痴迷航空的米切尔在1916年6月拿到了飞行执照，成为海军第三十三号飞行员。1919年，他参与了首次跨越大西洋的飞行并获得海军十字勋章，后来先后在“兰利”号和“萨拉托加”号航母上担任副舰长。开战之前的1941年10月，已经54岁的米切尔被任命为“大黄蜂”号舰长，他即将晋升海军少将。
杜立特将所有队员召集到一个大餐厅里，他清了清嗓子：“你们如果有人还不知道，或者依然在猜测，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正直接前往日本，轰炸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和名古屋。海军会带我们到尽可能近的海域，当然，我们还是将从甲板上起飞。”杜立特接着说，“这是一次艰难的任务，但一切都已经做了最好的计划。中国政府将和我们合作，实施轰炸后，我们将在离中国沿海不远的小机场降落，然后前往重庆。”
投弹手霍勒斯·克劳奇的话最具有代表性：“我们都欢呼起来，同时觉得难以相信。”泰德·劳森说：“它移除了我数周来的百思不得其解。”布里特·霍斯特姆之前则认为“我们很可能是去救援被围困在巴丹的麦克阿瑟将军”——他还不知道此时老麦已经逃到了澳大利亚，“没想到我们的目的地竟然是东京”。杜立特再次询问有没人退出，一个也没有。
大家均表示出视死如归的勇气。五号机飞行员戴维·琼斯感慨地说：“在战争中早已有过成千上万次的突袭行动，而这次任务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起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回不来的。”
会议也请了几名海军军官参加，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当天晚上，当飞行员回到休息舱室时，很多水兵主动上前和他们握手，将最好的床铺让给他们。
航行途中，史蒂芬·朱立卡上尉——他曾在1939年任美国驻日使馆海军武官助理——向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简单介绍了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说明了两国的政治架构，以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心理差异、着装、身体外貌特征等。东京无疑是介绍的重点。根据1940年人口普查数据，东京人口达到了6778804人，平均每10个日本人就有1个居住在那里，使之成为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第三大城市。市内分35个行政区，总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部分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4万人，几乎是华盛顿的10倍以上。这里是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众多工厂、房屋和商店拥挤在一起。由于之前经历过关东大地震以及20世纪20年代末那场遍及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因此日本政府放宽了建筑标准。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政府在1938年颁布命令，禁止在私人建筑中使用钢铁。“98％的建筑是用木材和纸张建成的，”朱里卡信誓旦旦地向大家保证，“如果你们能给它好好放上7把大火，他们永远都无法扑灭。”
此外，朱里卡还教了大家一句中国话“我是美国人”，还有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最简单办法。“主要是看脚趾，日本人穿着日式厚短袜，大拇指和其他4个脚趾是分开的，而中国人往往是并在一起的。”
4月8日，哈尔西率领第十八特混舰队驶出了珍珠港。除“企业”号，还有“北安普顿”号、“盐湖城”号两艘重巡洋舰以及“鲍尔奇”号、“贝纳姆”号、“艾勒特”号、“范宁”号这四艘驱逐舰和油船“萨宾”号。《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罗伯特·凯西幸运地登上了“盐湖城”号。一切看似都很平常，他在日记里写道：“也许事情会有不同进展，但表面上看起来就像又一次对威克岛外围的攻击。”
神通广大的凯西到处打探此行的目的，他找到了约翰·福特，一位刚刚重新服役的海军预备役军官，他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相当于今天中国的张艺谋或冯小刚。约翰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他神秘兮兮地告诉凯西：“据我所知，这次任务是一种变相的自杀。”
4月12日16时30分，“大黄蜂”号的雷达监测到西南方向210公里处的信号，两支特遣舰队开始逐渐靠近。13日5时28分，“大黄蜂”号的瞭望哨发现了一架来自“企业”号的侦察机。37分钟之后，32公里外的“企业”号已经出现在米切尔的视野中。
合并后的舰队由哈尔西统一指挥，舰队核心是2艘航母，其余有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8艘。由于航程遥远，2艘航母各带了1艘油轮。舰队会合后开始向西航行，全程实行无线电静默，“企业”号的舰载机将为整支舰队提供空中保护。
哈尔西尚未公布此行的目的，此时最纳闷的变成了“企业”号以及为其护航舰只上的水兵。“大黄蜂”号载着一群陆军的大家伙，那些轰炸机即使能勉强飞起来，也肯定无法降落。这到底是去干什么呢？
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水兵开始猜测，这些飞机可能是去加强陆军的某个基地。有人猜是阿留申群岛，有人认为是运往西伯利亚的某个秘密基地去支援苏联人的。
4月13日，哈尔西终于揭开了谜底。“企业”号的扬声器发出了声音：“这支舰队的目的地是日本东京。”哈尔西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企业’号的船员发出如此巨大的呐喊！他们的渴望一部分来自4天前失守的巴丹半岛。”
看着由航母、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气势恢宏地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目标直指日本的老巢东京，凯西记者之前的沮丧一扫而空：“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小日本如果没有两倍于我们的船只和至少同样多的飞机，绝对不敢和我们交锋。”
航行途中，舰队收听到东京电台的一则广播：“英国路透社报道，美军3架轰炸机轰炸了东京，这种消息可笑至极。日本国民对这种愚蠢的宣传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之下，在樱花的芬芳中享受着春光。”杜立特真想为之更正一下，即将到来的飞机远不止3架。新闻也透露出一个信息，日本人可能对即将到来的空袭毫无防备，从而增强了大家完成任务的信心。
此前应哈尔西请求，尼米兹已派出“鲑鱼”号和“长尾鲨”号潜艇前往日本近海，前者靠南，后者偏北，警戒可能出现的日军舰只。4月9日，“鲑鱼”号曾向两艘路过的日本货船发射鱼雷，均未命中。“长尾鲨”号在犬吠崎东端每天发回天气情况，其间还忙里偷闲击沉了日军3000吨的货船“佐渡丸”号，随后被日军深水炸弹击伤，所幸伤势不重，仍可继续执行任务。潜艇发回的信息显示，目前日本近海并未出现日军大型主力舰只。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也表明，日军航母主力近期意外地出现在印度洋，短期之内不太可能回到本土。这就意味哈尔西舰队的安全系数提高了很多，尼米兹对此备感欣慰。
4月17日，特混舰队距日本本土还有1600公里，离预定起飞时间只剩1天的航程。“西马伦”号用200634加仑燃料填满了“大黄蜂”号的油舱，之后给“北安普顿”号和“盐湖城”号加油。“萨宾”号也给“企业”号以及“纳什维尔”号、“文森尼斯”号加了油。哈尔西仍将采取空袭南鸟岛的做法，他将驱逐舰和油轮留在原处，只带领航母和巡洋舰直闯虎穴。
“大黄蜂”号甲板上，飞行员和机械师对16架飞机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地勤人员拼命摇晃拍打飞机油箱，以使燃油中的气体尽可能溢出，哪怕多加一丁点儿油都能给机组成员带来更多的生还机会。
甲板上还在进行着一项别开生面的特殊仪式。美国海军曾在1908年10月访问过横滨，天皇的代表给一些美国军官颁发过纪念奖章。朱立卡作为使馆人员也收到过以天皇名义赠予的奖章。在米切尔上校发表简短演说之后，杜立特带领飞行员把奖章一一绑在炸弹上。大家纷纷在炸弹上写下一些讽刺语言，“我不想让整个世界都着火——除了东京”，“你会得到一个爆炸”，“炸弹美国制造，日本享受”。勤务兵拉里·博加特下士在炸弹上写上了父母和女朋友的名字：“这枚来自佩吉，这枚来自妈妈和博加特爸爸。”
4月17日晚，杜立特召集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飞机将于次日起飞。他要求所有人员必须认真检查带上飞机的物品，绝对不能将与“大黄蜂”号有关的任何物品带上飞机。会后，飞行员纷纷将借来的烟灰缸等物还给海军，那上边篆刻有“大黄蜂”字样，一旦落入日军手中，就会暴露真正的起飞地点。
杜立特将第一个起飞，预定在傍晚时飞抵东京。“你们在我以后两小时或三小时起飞，把我投掷燃烧弹引发的火焰当作指示灯，这样可以让轰炸机在黑暗的掩护下发动攻击，并在第二天天亮时到达中国。”
一些飞行员准备用抽扑克牌的方式决定由谁去轰炸皇宫。蔡斯·尼尔森说：“我们都想炸掉它，我们认为天皇是这个事情的始作俑者，我们想来个釜底抽薪。”杜立特立即制止了这种行为：“没有什么比轰炸皇宫更能让日本人团结起来，皇宫不是军事目标。”杜立特给大家讲述了1940年他访问英国时的见闻。因为德国人轰炸了白金汉宫，英国人民更加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日本，轰炸皇宫只会引起日军更加凶残的报复。后来杜立特回忆说：“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对轰炸人员做出的最严厉的警告。”此外，医院和学校等民用设施也不在轰炸之列。最后杜立特强调说，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能飞往苏联。
开完会，劳森回到了舱室，一位海军士兵说：“听着，伙计们，今天晚上这里不许打牌。劳森就要出任务了，他需要好好休息。”上船时，劳森身上有70美元，由于遇见了海军中的赌坛高手，现在只剩下14美元。看来在轰炸日本人返回之前是捞不回来了。
除了自己的一号机外，杜立特将其余15架飞机分成了5组，每组3架。特拉维斯·胡佛的第一组负责轰炸东京北部，戴维·琼斯的第二组目标是东京市中心，斯基·约克的第三组攻击东京南部和东京湾中北部，罗斯·格林宁的第四组将打击神奈川南部郊区、横滨和横须贺的海军船坞。最后一组由杰克·希尔格率领，负责轰炸工业城市名古屋、神户和大阪。轰炸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炼油厂、储油罐区、钢铁厂、弹药库和造船厂等，每个机组都分配了一个基本目标和备选目标，以备在敌军高射炮火太过猛烈或者战斗机使他们无法靠近基本目标时使用第二方案。
随着起飞时刻临近，杜立特向所有机组成员发放了一些必需的工具，如防毒面具、手枪、子弹夹、猎刀、手电筒、救生衣、急救包以及消过毒的绷带等。据说重庆烟草很缺，一条烟要花7.5美元，还经常买不到货。那些宁可不吃饭也要抽烟的人就特别多备了一些香烟。劳森兜里输得只剩14美元，但“大黄蜂”号的烟实在便宜，一包只要5美分，他在自己的机尾塞了8条烟和2盒巧克力。他还准备用剩下的钱在重庆给母亲买点儿中国礼物带回去。
最后只剩下一个问题，之前从未有人提到过。万一在日本迫降怎么办？答案是由飞行员自主决定。杜立特不想当日本人的俘虏，“我会选择让机组其他人员跳伞，然后全速俯冲，哪个目标最划算就撞向哪个目标。我活了45年，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们都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人像我打算的那么做。”最后他告诉大家，“当我们到达重庆时，我要给你们开一个永生难忘的聚会！”
所有准备工作中，唯一不确定的因素依然是中国的机场。由于担心中国内部可能存在日本人的奸细，阿诺德一直未将详细计划通报给蒋介石，只是命令驻华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向备降机场派出携带照明和无线电设备的地勤人员以及懂英语的翻译，同时从印度加尔各答紧急调运可供B-25使用的3万加仑100号航空汽油和500加仑润滑油。
因为同样未被告知详细行动计划，史迪威并未真正领会阿诺德安排任务的紧迫性。缅甸战事吃紧，在3月到4月间，史迪威的主要精力都在筹划缅甸的几次会战，糟糕的通信条件使他与华盛顿的联系时断时续。史迪威多次要求“告知使用目的”最终未果。计划对陈纳德也同样封锁，阿诺德一直对这个人心存厌恶，认为他不过是个“雇佣兵”和“狂想家”，换句话说，就是“办事不靠谱”。这一切导致驻华美军中无人知晓行动细节。尽管4月初上述特殊汽油被送达衢州、丽水等机场，重庆也特意派出一些懂英语的空军军官进驻机场以随时接应，但由于特混舰队被日军意外发现，杜立特等人提前起飞，最后当他们到达中国时，并未得到计划中的地面指引，飞往中国的15架飞机因油料耗尽全部在迫降中坠毁。
阿诺德拒绝透露行动计划虽然让蒋委员长颇感不快，但到3月下旬，他还是同意美国人使用中国的5个机场。到4月2日，他再次被告知约有25架美国轰炸机将被部署到中国。中国战场形势的持续恶化使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4月11日，他要求比塞尔上校致电马歇尔，希望美国能够将行动推迟到5月底执行，以便调动更多兵力去保卫衢州。第二天，马歇尔就给史迪威回了封急电，“任务已箭在弦上，无法召回”，随后阿诺德也发来了类似的电报。马歇尔指示史迪威向蒋介石做出解释，“请通知蒋委员长，我和他在这一点上缺乏一个完整的共识让我深感遗憾，我真诚希望这件事不会让他感到尴尬”。16日，阿诺德再次重申计划不能改变。4月18日，马歇尔拍发了最后一封电报，指出“神秘的天气将会影响特殊行动”。
4月18日凌晨，3时10分，在离东京尚有1300公里时，这次任务的秘密性——这是行动成功的关键——受到了直接威胁。在“企业”号雷达屏幕上，操作员罗伯特·波伊彻少尉发现了距左舷舰艏20公里有2艘水面船舶，在这一海域出现的船无疑属于日本人。2分钟后，在大约相同方向上出现了闪光。战斗警报随即拉响，广播里传出了“发现敌舰2艘”的消息。舰员们从铺位上一跃而起，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几艘巡洋舰上，各就各位的炮手纷纷褪下了炮衣。
按照常理，2艘航母加上4艘巡洋舰还能怕他区区2条小舢板？可惜哈尔西此行目的不是水面作战，而是要把杜立特的轰炸机送到离日本尽可能近的位置上。现在每1小时、每1公里都至关重要。哈尔西通过高频短程无线电下达了命令，舰队向右转90度绕开敌船。3时41分，那2艘船在雷达上消失了。警报很快解除，舰队重新朝西行驶，好像一切都未发生过似的。
天气异常恶劣，军舰颠簸得非常厉害。凯西记者在日记中写道：“外面风极大，天色阴暗，海涛汹涌，海浪从甲板上滚落，有时涌上甲板的水有几英尺深，很难站立。”清晨，4时15分，3架侦察轰炸机和8架战斗机从“企业”号起飞，向西侦察320公里范围内的海域。随后又有3架侦察机和8架战斗机升空，担负起舰队的空中警戒。
5时58分，透过灰沉沉的晨雾，奥斯本·怀斯曼中尉发现水面上有1艘小型巡逻艇。中尉迅速飞回航母上空，将前方67公里处发现敌船的消息报告给哈尔西，“相信敌人的监视哨已经发现了我”。
哈尔西再次选择避让，他下令舰队转向西南。但危机随后出现，7时38分，“大黄蜂”号的观察哨发现了近在13公里外的日军巡逻艇——排水量94吨的“日东丸23”号。
双方都在可视范围之内，再避让已来不及。“企业”号已截听到这艘小船匆忙中对外发出的明码电报：“发现敌军航空母舰3艘，位置犬吠崎以东600海里。”
距离日本船只最近的“纳什维尔”号立即拉响了战斗警报，并通过信号旗请求开炮。7时52分，哈尔西回电舰长克莱文中校“开火”。1分钟后，轻巡洋舰152毫米炮开始发出怒吼，炮弹激起的水柱使得“日东丸23”号只剩下桅杆隐约可见。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渔船这样的目标对巡洋舰而言，并非轻易就能解决掉的对象。加上美军射术实在不敢恭维，一直到8时21分，这艘巡洋舰花费了915发152毫米炮弹，才让小小的日军巡逻艇爆炸起火，2分钟后沉没。船长中村盛作兵曹长以下8名士兵及5名船员共计14人全部毙命。有2名幸存者在水中上下浮动，最终未能被美军救起。克莱文中校将糟糕的表现归结为“缺乏经验，海况不好”。
就在“纳什维尔”号炮击的同时，空中8架战斗机发现了88吨的日军巡逻船“南欣丸21”号，飞行员开始向日舰扫射，其中1架飞机至少射出了1200发子弹，拖船开始逐渐下沉。飞行员转去支援巡洋舰的炮击。
沉没之前，“日东丸23”号一直不停向东京发报，“企业”号的吉尔文·斯罗尼姆上尉已经截获了他们发出的电报。毫无疑问，美军舰队在尚未抵达预定起飞地点前就被日军发现。此时他们的位置是东经153度27分、北纬35度26分，距东京1326公里。
哈尔西明白，接到警报的日本人一定会倾尽全力前来迎击，舰队继续前行凶险异常，随时可能遭遇日军水面舰艇、舰载机以及陆基飞机的联合进攻。尽管提前起飞预示着飞行员生还的希望更小，但哈尔西别无选择，他的身边是太平洋舰队几乎一半的力量——除6艘主力舰，还有舰上的数千名水兵。
权衡利弊，哈尔西断然决定提前发起攻击，他向米切尔舰长下达了作战命令：“起飞轰炸机，祝杜立特中校和他勇敢的飞行员好运，愿上帝保佑你们。”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了，看来你不得不提前启程，”米切尔一脸凝重地告诉杜立特，“中校，你明白这样做的原因。”
杜立特点点头：“我们马上起飞。”说完，他迅速走下了舰桥。扬声器响了起来：“现在注意！陆军飞行员请登上飞机。”
全体队员迅速在甲板上集合。杜立特解释了必须提前起飞的原因：“弟兄们，前面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死神。我们目前起飞距离是预定计划的2倍，每1加仑汽油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我们没有战斗机护航，也不得不在白天轰炸东京。”
稍作停顿之后，杜立特用戏谑的口气告诉大家：“有谁愿意退出？我们的替补队员愿意拿100美元来替换他。”
甲板上一时间鸦雀无声，忽然爆出了一阵喧哗：“队长，快带我们去东京揍那帮无赖。”“给1000美元我也不换，留着钱到夏威夷的夜总会泡妞去吧。”
这正是杜立特想要的效果，他随即下令：“伙计们，准备起飞。”
航母上所有官兵——火炮手、机械师甚至厨师都冒雨来到了甲板上，大家都想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时刻。“企业”号的飞机检验员阿尔文·柯南与同伴下了10美元的赌注，押一半的飞机不能成功起飞。
8时03分，“大黄蜂”号逐渐提速，16架战机的引擎发出隆隆轰鸣。飞机前面的机轮挡板被移开了，杜立特的一号机开始滑动加速。由于排在最前边，他面前的跑道只有142米。杜立特开足气阀发动了引擎，轰鸣声之大使大家都担心引擎被烧坏。飞机左轮沿着飞行甲板左舷侧的白线滑行，左翼伸在舷外，摇摇摆摆，迎着强风向前奔去。其余飞行员都紧张地张望着，不知道这股强风的力量能否帮助杜立特顺利升空。如果连队长都不行的话，他们肯定也不行。在大家眼里，那架飞机速度慢得令人窒息，就在舰艏被浪头抬高的一瞬间，杜立特的飞机冲出了甲板，机头猛地一个拉升，成功升空，轮前只剩下几米跑道。此时是清晨，8时20分。
“盐湖城”号上的凯西记者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历史性的一幕，“第一架飞机从航母上起飞，这简直是奇迹。航母正在向下扎入水中，甲板被白色的海浪淹没。随着航母的舰艏从海中抬起，巨大的飞机刚好从上面弹起”。
杜立特的飞机掉头低空掠过“大黄蜂”号，然后朝东京的方向飞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机翼下，复仇正以每分钟4英里的速度朝着日本这个邪恶的轴心帝国飞去。”
舰上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阵欢呼。现在剩下的飞机以3分钟间隔顺次起飞，每架飞机的起飞不仅可以为下一位同伴增加可用的甲板，也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格林宁后来写道：“我看到许多面孔正从船桥和岛式塔桥的栏杆上向下张望，那些替补机组人员也在其中，我在想，现在他们中还有多少人愿意和我们交换位置。”
一切顺利。当最后一架飞机被拖到起飞线时，一个甲板人员——水兵罗伯特·沃尔——突然失足，飞机前冲时的气浪把他吹得像败草似的乱转，他的左手被螺旋桨绞断，幸好人被摔到了旁边。飞行员法罗明显感觉到了震动，回头一瞧，只见沃尔躺在甲板上。机身出现了摇晃，他急忙扳动操纵杆收缩襟翼。飞机挣扎着滑出了跑道，只见它往水面跌了下去。舰上的人都以为飞机坠入了大海，可接着又看到它贴着海浪在飞，随后隆隆升高，转过弯来向其他飞机追去。此时是9时20分。由于必须节约每一滴燃油，升空后的轰炸机并不等候编队，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疾驰而去。
检验员柯南输掉了打赌的钱，“我认为我的10美元输得很值，就像是为了战争胜利捐了这笔钱”。
海军摄影师约翰·福特中校和他的摄影组对整个起飞过程进行了拍摄，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在法罗的十六号机起飞仅仅3分钟后，还没等他们在视线中消失，哈尔西已经下达了返航的命令，舰队速度很快加大到25节。“大黄蜂”号的船员以最快速度利用三台升降机将鱼雷机、轰炸机和战斗机送上甲板——瞬间“大黄蜂”号由一辆“板车”恢复了航母的原本模样。日本人肯定会对“日东丸23”号的报告采取一系列对策，不过舰队此时处于敌人战斗机的航程之外，很快就能驶出多引擎轰炸机的飞行半径。现在最需要提防的是日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
11时15分，“企业”号起飞了4架侦察轰炸机向南侦察。12分钟后，又有12架轰炸机升空，负责搜索后方320公里范围内的海域，2艘航母各起飞了8架战斗机在舰队上空巡逻。在随后几个小时，他们大约发现了15艘日军巡逻船，甚至发现了1艘潜艇。美军战机和“纳什维尔”号击沉了几艘日军巡逻船，巡洋舰还救上来5个日军水兵。
俘虏中一个二等兵讲的有趣故事把大家都逗乐了。早上，他值班时发现了几架飞机，于是迅速报告了船长，让他赶快向东京发报。船长认为那肯定是自己人，翻身蒙头继续大睡。过了一会儿，这名水兵再次叫醒了船长：“长官，正前方发现2艘非常漂亮的航空母舰。”
这下船长完全清醒，他冲上甲板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随后沮丧地说：“他们的确很漂亮，但很可惜，那不是我们的船。”之后他回到房间，从水手袋里掏出手枪对准太阳穴开了一枪。
舰上的人都在担心飞行员的安全，所有收音机都调到了日本的频道，收听东京、神户和横滨的广播。下午，14时45分，终于有好消息传来：“今天中午过后，敌人的轰炸机出现在东京上空，对非军事目标实施了轰炸。大阪也遭到袭击，东京有几场大火仍在燃烧。”
“他们成功了。”米切尔上校兴奋地说。“企业”号的一名水手为此专门给东条英机写了封信：“我很高兴地通知您，如果您还没有注意到，按照我们1941年12月7日接收到你方合同上的条款，第一批废金属已送到你市。当然，您知道，鉴于目前的航运条件，我方有必要采取空运的交货方式。我希望提醒您，在未来几年我们会继续交货。”
“大黄蜂”号的飞行大队长斯坦诺普·林中校即席赋打油诗一首：“时值四月十八，我们翘首以盼。山本始料未及，东京火焰滔天。吉米虎口拔牙，战机直捣目标。”
4月25日11时许，哈尔西率舰队顺利回到珍珠港。这次返航并未引起什么轰动，因为杜立特空袭东京的新闻已经让珍珠港的人们激动好几天了，谁也未将空袭东京和两艘航母的归来联系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