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四章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第六百七十四章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陈青松在随后还告诉孔绍安,胶东地区除了那些缙绅背景的地主群体,还有一类人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庶民地主?”

孔绍安还从没听过这么个词汇,不过陈青松稍做解释他就明白了。所谓的庶民地主,其实就是大量购买土地的商人和高利贷者。

这些人购买土地,有的是为儿孙,有的是为归园养老,还有的是买义田奉献给宗族;还有的则是为了在动乱荒年控制粮食,囤积居奇。这些人最常采用的手段就是“寄庄制”,易名置办田产。

“不要小看这些人,庶民地主往往会凭借财富垄断乡间权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武断乡曲。一个缙绅地主,一个庶民地主,再加上满清公开捐纳,卖官鬻爵,由此才会让地主阶层把持了整个经济。”

话说到这里,陈青松话锋一转,问了孔绍安另一个问题。

“小孔,你是不是也认同某些人的说法,那就是只要我们加以引导,通过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封建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能形成燎原之势?”

孔绍安迟疑了片刻,点点头道:“我之前在电厂的时候,大家闲下来聊天也会说起这个。我那会不大懂,只是听他们说,不过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只要能改变重农抑商的政策,努力促进商业,就可以超过西方人,提前完成近代化。不过......”

陈青松微微一笑道:“怎么?”

“听了您刚才说的,我也有点糊涂了。您知道,好多事我其实也不是很明白,不过只要赵总和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陈青松笑着拍了拍了孔绍安的肩膀,对他这个表态很满意,然后解释道:“资本主义从来都是通过生产领域去积累生产资本,而绝非是商业或其他什么领域。劳动力商品化其实就是货币化。

历史课本上说明末就有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没错,现在一样有,可这种萌芽根本不能把商人和地主手中的大量货币资本给吸引过来。就算它利润很大,那也只是因为海贸的扩张和城镇人口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增长,而占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根本不需要。”

“哦,您之前说过,”孔绍安若有所思的翻到最开始记录的那页,一字一句的道:“中国封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农业生产者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对喽!”陈青松赞许的点头道:“说一千道一万,那个萌芽再怎么折腾,也只能在封建经济的夹缝中成长;甚至它反而会促进人们积累财富去购买土地,到头来还是在加强地主经济。”

“哦?为什么?”

“还是那个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这里面蕴含了巨大的财富增殖力量,它把最稳妥的地租和获取高额收益的利息揉为一体,是任何建立在简单协作和手工生产基础上、并只是进行绝对剩余价值剥削的萌芽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还具有高度的灵活性,随时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向最有利的方向。

《史记.货殖列传》上就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别看儒家士大夫把‘商’列为四民之末,又说什么‘商人重利轻别离’,那不过是人前人后的把戏。对了,我知道你是济宁人,‘玉堂酱园’的孙家知道么?”

孔绍安当然知道,他以前就经常买它家的咸菜,自从去了胶东,每天吃早饭都会来上一小碟。

“孙玉庭是乾隆四十年的进士,当过翰林,目前是广西的盐法道。他那个酱菜园是用四万吊的本钱跟别人合伙开的。若要富,卖酱醋。你觉得他耻于经商么?他敢这么干的底气,是因为孙家在济宁有三万亩耕地,绝对的大地主!而且我敢肯定的是,他家还开着当铺放高利贷。”

“小孔,我和你说这么多,其实是告诉你,别看那些地主貌似知书达理,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他们对底层农户的剥削是非常苛重的。商业利润率和高利贷利率都是以地租率作为最低界限的,否则商人和高利贷者宁愿专门收租税当地主,也不会去冒赔本倒账的风险!”

孔绍安点了点头,这些他其实都知道。根据下乡工作队的调查数据,目前胶东四县除了实物定额地租,还有类似于保证金性质的押租,甚至还有预收租钱的情况。

未来的人也许会在史书上看到某位名人在乡间的时候,率领佣保力作,且耕且读,田园牧歌,读书吟诗,好不惬意。可事实上,他们的惬意和悠哉都是建立在贫苦农户的血汗之上。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一般地租率就在五成以上。而由于“永佃制”的流行开来,使得底层农户负担更重。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分离,在南方叫田骨田皮,在北方叫田底田皮。在后世土地交易一般讲的是使用权的买卖,而这年月却是要分开谈。很多大地主拥有的上千数万亩地很可能只是田皮,而并非所有权。

以上好的水浇田来说,田皮会比田骨还要贵;于是只要获得了耕种权,那么转手就可以佃出去,获取不菲的利润。对于底层农民来说,他在获得收成后,首先要给土地所有者一笔额租,然后还要给耕种权所有者一笔皮租。虽然两者高低根据土地丰瘠情况各有不同,但也使得贫者愈贫。

福建人为什么自明代以来就有出海下南洋的风潮?无他,就是因为皮租太高。本来就耕地不足,八山一水一分田,有些地区的皮租甚至超过了额租的数倍,导致越种地越穷。

北海镇要想将关内土地收为公有,光拿到田骨是没用的,甚至暂时拿不到都没关系,田皮才是最关键的。相反在关外就没有这个问题,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自己提供;说句难听的,赵新一开始招收流民,他要把地租规定成“倒三七”都有人抢着干。

多新鲜啊,什么生产资料都不用出,而且拖拉机的工作效率还那么高,流民所付出的只是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的辛劳,就能获得比关内更高的耕种利润,而且还能拿到五十亩地的永佃权,傻子才不加入呢!

陈青松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孔绍安也有了些想法。

“陈老师,那我回去就先从减租入手,您觉得如何?”

“唔......光是减租恐怕不行。你要小心货币权力对公权力的腐蚀,不把这条线斩断,减租减息是搞不起来的。再有就是地主对农村商品经济的控制,这块阵地我们必须拿到50%才行。决不能让他们既控制商业资本,又控制高利贷资本!”

“我明白了,不能让他们在地租、商业利润和高利贷之间互相转化。”

说起地主放高利贷的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此人是康熙时期有名的学者,曾任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话说徐家在昆山放高利贷那都名标史册了,当他被弹劾归家后,明珠的外甥为了报仇,搜集徐家的罪证,其中就有放五分利的印子钱,徐乾学被吓得吐血而死。

可到了乾隆时期,五分利算个屁啊!十分利都有。

清廷曾限制民间借贷利率,要求最高月息三分。但把持着从城市到农村高利贷市场的地主士绅们却上下其手,使之成为具文,有些地方百分之百的年息已经成了通常现象。至于京城供官吏行贿买官之用的“京债”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要知道这年月读书人只要开始进京赶考,就一定会和钱铺、账局打交道。

北海镇之所以会对所有来参加考试的读书人提供一笔津贴费,也是考虑到他们有可能会借高利贷,最终引发权力货币化。

孔绍安在经过这次谈话后终于认识到,他要做的绝非是单纯的减租减息,而是一场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到政治的革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会被波及,无人幸免。

于是当他回到自己的大本营文登后,他再次召集四县的工作队成员开了一场动员大会。在会上,他将土改运动的意义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直言这场革命就是要“打土豪”,但绝不是光分田地就算完成任务,这是一场波及到所有人的革命,不如此就无法使底层百姓摆脱贫困,也无法实现“工业国”的目标。

“......给大家讲了这么多,黑板上也都画出来了,相信大家也都明白地主缙绅是怎么搞三位一体剥削百姓了。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先打折他们的两条腿,切断他们的财富循环。呵呵,我所说的打折可不是真的冲进对方家里敲断老爷们的腿,而是要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我们要先发动那些底层受到剥削最严重的贫农,依靠他们来组织农会,然后通过农会的力量跟地主们掰手腕。你们这次下去就是要告诉农民,不要害怕,一切有军管会,有北海军给他们撑腰!我们来,就是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劳动吃上饱饭的!”

随着动员大会的结束,一百多支由北海军、民政干事、农技人员组成的下乡工作队再次出发。从1793年7月5日起,北海镇在胶东四县开始推行农会,并公布了相关法案。其中明令要求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在县、乡、村成立三级农会。非直接农业经营者--诸如出租田骨田皮后只收租子不种地的人一律不得加入。农会下设租佃部门,以谈判和仲裁的形式调解租佃纠纷。

跟赵新在爪哇搞的农会一样,所有农会成员都会免费领取一套生产工具和优质高产种子,乡一级的农会将对下属各村提供包括马拉播种机、收割机在内的全套农机服务;行署对各乡的农田水利设施修建和改善都将围绕农会成员户进行。

紧接着,胶东行署又公布了《土地经营和民间借贷条例》,考虑到内陆地区使用农历的习惯,具体实施时间被定在了农历七月初一。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

一、四县的地主户无论大小,均可保留水田五十亩或旱田一百亩,其余土地全部由军管会以货币方式征收公有;不参加征收补偿的地主户不得加入农会。征收后的土地所有权为政府公有,农会成员承租耕种,不得转佃,佃租分益比例为30%。

二、在征收补偿方面,地主可得到30%的现金补偿,其余的70%则是以北海镇民政发行的土地债券来支付,分十年等额偿付,附加年息8%。

三、农会成员向地主佃租,田骨和田皮合计的租费最高比例不得超过当年产出的40%,不得实行定额地租。现有地租高于40%者必须降至此标准,低于此标准者则不得提高,否则佃农有权利放弃佃耕,所有经济损失有放佃者承担。

四、地主不得以押租的形式预收地租,若遇歉收则应调降。佃租期不得低于6年,租约期满后,除非地主收回自耕,否则仍应租给原佃农;地主若要出售土地,不得将田骨和田皮分拆交易,同时北海镇军管会有优先承购权。

五、在自耕农方面,对不足2亩地的自耕农免征一切税赋,仅在销售过程中征收5%的固定税费,此外如果是农会成员在税收上可减免1%。

六、行署将拨款五十万在胶东地区成立农村信用部,为农会成员提供借贷和存款等一系列服务。

七、对于民间放印子钱的行为,一经军管会查获,借贷人只需偿还本金,无须支付利息;还不起的最高可分十期偿还。同时军管会将对放贷人施以本金五倍的高额罚款,并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政令的发布,立刻在胶东四县引发轩然大波。原本对工作队笑容满面的缙绅地主再遇到到工作队的成员,要么苦口婆心的用“不与民争利”来劝说,要么就惶惶不可终日。这些人无一例外的派出了自家的亲随,跑到本村本乡最穷困的佃户家里,又是送粮食,又是嘘寒问暖。一时间,各乡各村的缙绅们全都成了大善人。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农户们不是傻子,谁是真心对自己好他们心里一清二楚。工作队在之前半年的摸底工作中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好感,这些人从来不去地主家吃喝,每天单独开火,而且还时常拿出自己的口粮救济那些贫苦户。于是不少人都把过去亲身受过的苦,跟工作队的人讲过。

人家怎么说的来着?庄稼人得自己救自己,拉紧手一齐干才能换个活法。

反正都穷到这个份上了,那就不妨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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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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