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四)
“啊！”亨利说，“那集中营呢？他不感到有害吗？他是怎么看集中营的？”
樊尚微微一笑：“他认为这不存在，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机构，认为这会自行消灭。”
“我明白了。”亨利说。
人们显然不爱向自己提出问题。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制度。共产党报纸甚至对这种机构大唱赞歌，称其为惩戒性劳动改造营；反斯大林分子则把这一事件看作一个重新激起已经相当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的借口。
“又是一些贺电！”萨玛泽尔把电报往亨利的办公桌上一扔说道，“可以说我们已经激起了舆论。”他满脸喜色地补充道，“斯克利亚西纳在会客室等着呢，跟他一起来的有佩尔托夫和另外两个人。”
“他的计划我不感兴趣。”亨利说。
“总该接待他们吧。”萨玛泽尔说。
他指了指放在亨利面前的那些稿件：“我十分希望您能看看伏朗热刚刚给您寄来的这些出色的文章。”
“《希望报》决不容忍伏朗热的文章。”亨利说。
“遗憾。”萨玛泽尔说。
门开了，斯克利亚西纳走了起来，满脸诱惑的神色微笑着：“你有没有五分钟？我的朋友们都不耐烦了。我领来了佩尔托夫-贝内，他是一个美国记者，在莫斯科整整呆了十五年，还有莫尔特贝格，我退党前不久，他还是共产党员，当时在维也纳搞党的活动。我能让他们进来吗？”
“让他们进来吧。”
他们走进屋来，沉重的目光充满责备，可能是因为亨利让他们久等了，抑或是因为大家没有给他们正确的评价。亨利示意他们就座，然后对着斯克利亚西纳说道：“我担心这次会谈毫无作用，我在我们以往的会谈以及我的文章中都已经明确说过：我并没有成为反共分子。你的计划，应该提交给戴高乐联盟，而不该交给我。”
“别跟我谈戴高乐了。”斯克利亚西纳说，“他一旦政权在握，第一个行动就是飞往莫斯科，这件事不该忘记。”
“您很可能还没有时间仔细看看我们的计划。”莫尔特贝格责备道，“我们都是左派的人；戴高乐运动是由大资本家们支持的，我们决不可能与他联合。我们希望团结所有的民主有生力量反对苏联的极权政体。”他不失礼貌地一挥手，挡住了亨利的反对意见，继续说道：“您说您没有成为反共分子，您揭露了某些弊端，不愿意再进一步揭露，可实际上您无法半途而止。为反对一个极权政体的国家，我们投入的行动应该是全面的。”
斯克利亚西纳连忙接过话：“你别跟我说你距离我们那么远。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创立总还是为了阻止欧洲落入斯大林的手掌。我们大家也都希望有一个自主的欧洲，只是我们已经懂得了没有美利坚的援助，这样的一个欧洲就不能实现。”
“那就成了一个傀儡！”亨利说道。他耸耸肩膀：“一个被美利坚侵占为殖民地的欧洲，正是革命解放联合会力图避免的，这甚至是我们最首要的目标，既然我们从未想过斯大林打算吞并欧洲。”
“对美利坚这种偏见我可实在不理解。”贝内阴沉沉地说，“非得共产党人才会固执己见，把美利坚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堡垒。那可也是一个伟大的工人国家，也是一个繁荣、进步、前程远大的国家。”
“那是一个时时、事事、处处都为特权阶层说话的国家。在中国，在希腊，在土耳其，在朝鲜，他们维护的是什么？不是贫民百姓吧，嗯？维护的是资本，是巨大的私人财产。当我想到他们还在维持佛朗哥和萨拉查……”
就在这天早上，亨利得知他的那些葡萄牙朋友终于发起了一次起义：结果是九百人被捕。
“您讲的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贝内说，“您忘了也还有美国人民、美国的左派工会以及全民族中所有那些真心爱好自由和民主的人们是可以信赖的。”
“工会从来都不会完全脱离政府的政策。”亨利说。
“应该正视事实。”斯克利亚西纳说，“面对苏联，欧洲只有在美利坚的帮助下才有可能自卫。如果您禁止欧洲左派接受这一事实，那么右派的利益和民主的利益将发生令人遗憾的混淆。”
“倘若左派奉行的是右派的政治，那它就不成其为左派。”亨利说。
“总而言之，”贝内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您选择的是苏联？”
“对。”亨利说，“我从不隐瞒这一点。”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警察压迫的恐怖行为之间，您怎能这么权衡呢？”贝内说道，声音越来越响，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莫尔特贝格与他一唱一和，与此同时，斯克利亚西纳和佩尔托夫用俄语一个劲地交谈。这些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显出同样茫然的目光，被可怖的过去所缠绕，陷入了可怕的复仇梦幻之中，并拒绝从梦中醒来，对现实世界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他们的声音或尖刻，或深沉，或庄严，或粗俗，都在预卜着未来，也许在他们反对苏联的所有证词和证据之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斯大林政权下的那段经历在他们脸上所烙下的这种多疑、愤怒和永远都走投无路似的可悲相。一旦他们信口开河地对您诉说起自己的往事来，绝不要设法阻止他们，他们都十分精明，深知单纯讲述这些趣闻轶事是无望争取对方作出决定的，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次有益于他们自己身心健康的发泄而已。贝内突然停了下来，仿佛已经讲得精疲力竭。
“我不明白我们在这儿干什么！”他粗暴地说道。
“我刚才就对你们有言在先，我们准会白白浪费时间的。”亨利道。
他们全站了起来，莫尔恃贝格两只眼睛久久地盯着亨利：
“也许我们后会有期，这一天的来临恐怕比您想象的还要早。”他几乎用一种温和的声音说道。
等他们离开办公室，萨玛泽尔“哼”一声，说道：“跟狂热分子交谈难呀。最让人气恼的，是他们之间也都相互憎恨。谁要是在斯大林的阵营里呆的时间稍长一点，对方就会把他们视作叛徒。可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可疑分子。贝内在莫斯科当了十五年的记者，若他当时对当局也像今天那样怒不可遏，那他在行动上该是多么怯懦！这是一些嫌疑分子。”他洋洋自得地下结论道。
“不管怎么样，他们不愿与戴高乐主义同流合污，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亨利说。
“他们缺乏政治见解。”萨玛泽尔说。
萨玛泽尔在左派队伍中吃了败仗，如今归附右派，这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了，况且他自己感兴趣的只是听他讲话的人的数量，而不是自己作报告的质量。他向亨利建议采用伏朗热的文章，讲起戴高乐联盟的纲领时带着不失分寸的好感。亨利假装没有听懂他的暗示，但耍这种小把戏也纯属枉然。萨玛泽尔没有犹豫多久，很快就直抒己见。
“对所有诚心诚意想组建一个独立左派的人们来说，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他显得坦率地说道，“斯克利亚西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就难以自主，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团结各种反对西方苏联化的力量，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服务，接受来自美国人民的美方支持，同意与戴高乐联盟联合，因为该联盟有可能朝左派政治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向大家建议的纲领。”
他目光严肃而又急切地盯着亨利。
“别指望我将这一纲领付诸实施。”亨利说，“我将一如既往，尽力与美国政治斗争。您完全知道戴高乐主义是反动的。”
“我担心您对形势不怎么了解。”萨玛泽尔说，“尽管您处处小心谨慎，我们最终还是被别人划为反共分子，我们因此而失去了一半儿读者。报社的惟一希望是赢得其他读者。为此，我们不能半途而废，而应该朝我们刚刚投入的方向大步前进。”
“那就真的要成为反动报刊了！”亨利说，“不行。如果不得不倒闭，就倒闭好了，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路线坚持到底。”
萨玛泽尔什么也没有说，特拉利奥显然与他持同一观点，可他知道朗贝尔和吕克始终是支持亨利的。对付他们这个三人集团，他无能为力。
“您读过《铁钻》周报了吗？”两天后，他喜形于色问道，然后把周刊往亨利的桌上一扔。“好好读读。”
“《铁钻》周报上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亨利漫不经心地问道。
“有拉舒姆写的一篇有关您的文章。”萨玛泽尔说道。“读读吧。”他重复道。
“我们等一会儿再谈。”亨利说。
萨玛泽尔刚一离开办公室，亨利就打开了报纸。《摘下假面具》，这就是文章的题目。亨利愈读愈气愤，气得喉咙眼直缩。拉舒姆任意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解释说亨利的全部作品无不显露出一种法西斯的敏感性，字里行间透溢出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他的剧作是对抵抗运动的侮辱；在他的内心深藏着对其他人的鄙视，他不久前在《希望报》发表的卑鄙的文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与其说在发起这场污蔑运动的时候声称自己对苏联有好感，倒不如公开宣布自己是反共分子，这样做也许会更加光明磊落；他那种明显的狡猾充分地表明了他对自己同行的敬意是何等不值一提。虽然不是白纸黑字地明确写上叛徒、卖身投靠者等字样，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种指责。这就是拉舒姆所写的。拉舒姆。在他躲在亨利家中的那段时间，他总是满脸喜悦地帮助波尔用蜡擦镶木地板，亨利仿佛又看到了这一切。他看见他裹着一件过长的外套，激动不已地在里昂车站与他告别。圣诞节的穗形彩花在噼啪作响，他坐在红酒吧的一张桌上说道：“必须肩并肩地工作。”之后不久，他又以困惑的神态说道：“别人从来就没有攻击过你。”亨利尽量去想：“这不是他的过错。罪魁祸首是故意挑选他来干这件苦差事的党组织。”可渐渐地，亨利气得眼睛发红。完全是他自己编造了那每一句话，他决没有限于服从命令，这是在重新编造。他这样做比起他的同谋来说更加不可饶恕，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撒谎。他明明知道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我也永远不会成为法西斯分子。
他站了起来。用不着反击这篇文章，拉舒姆自己心里清楚，亨利没有什么可说的。当词语已失却其意义时，惟一可行的就是动手去打。他上了车子。此时，拉舒姆应该在红酒吧。亨利全速向红酒吧驶去。他发现樊尚跟伙伴们在一起喝酒，可不见拉舒姆。
“拉舒姆不在这儿？”
“不在。”
“那他可能在《铁钻》周报社。”亨利说。
“我不知道。”樊尚说。他站起身，随亨利向门口走去：“你车子在吗？我要去报社。”
“可我不去。”亨利说，“我要去《铁钻》周报社。”
樊尚跟他走出门外，说道：“算了。”
“你读过拉舒姆的文章了？”亨利问道。
“读过了，发表之前，他还给我看过呢。我跟他吵了一架。那是一个可恶的混账。你去大闹一场又于事何益？”
“我很少想去揍人。”亨利说，“可这一次非揍不可。要是闹出丑闻来更好。”
“你错了。”樊尚说，“他们准会乘机大做文章，越走越远。”
“还能走得更远？可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了法西斯分子。”亨利说，“他们不可能走得更远了。而且不管怎样我都不在乎。”他拉开车门，樊尚抓住他的胳膊：
“你知道，一旦他们决定要整哪个人，不达目标是不会罢休的。”樊尚说，“你的生活中有个弱点，他们准会对此下手。”
亨利看了看樊尚：“有个弱点？你是想说若赛特及有关她的闲言碎语吧？”
“对。也许你还料想不到，可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们总不至于有这个胆量。”亨利说。
“你以为他们在乎什么。”他犹豫了一下：“拉舒姆把文章给我看时，我大骂了一通，他不得不删去了十行。可下一次，他准会全盘托出。”
亨利沉默不语。可怜的若赛特，多么脆弱啊！一想到她正在读被拉舒姆删去的那十行字的模样，亨利不禁脊背发凉。他坐到方向盘前：“上车吧，咱们去报社，你说得对。”他启动了车子，又补充了一句：“谢谢你！”
“我真不相信这会出自拉舒姆之手。”樊尚说。
“不管是出自拉舒姆还是别人之手，我都不敢相信。”亨利说，“从某人的私生活入手攻击某人，采取这种手法，也确实太卑鄙了。”
“是卑鄙。”樊尚说，接着犹豫了一下：“可有一件事你应该明白：对你来说，已无私生活可言。”
“怎么？”亨利说，“当然有，我有自己的私生活，它只与我自己有关。”
“你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你所做的一切都属于公开范围：这就是证明！除非，你必须在各个方面都无懈可击。”
“面对污蔑是没有防卫可言的。”亨利说。他们一时默默地向前驶去。“我真想不到他们竟然选择了拉舒姆干这种事。”亨利说，“偏偏选中了拉舒姆，真是处心积虑啊！”接着又说了一句：“他们该是多么恨我！”
“你别自以为他们爱你。”樊尚说。
他们在报社前停了车，亨利下了车子，说道：“我去买点东西，五分钟后就回来。”他没有什么东西要买，只是想独自呆五分钟而已。他徒步径直向前走去。“你别自以为他们爱你！”不，他并没有这么认为，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对他抱有如此敌意。对手明枪交战，决斗时相互尊重，这早已过时的口号在他的心里，在他的唇间震荡。这是早在两年前，早在几世纪前流行的口号，如今谁也不明白其意义何在。他心中有数，共产党人会公开攻击他，可他自以为还有许多人内心对他是敬重的，甚至还以为可以促使他们三思而后行。“实际上，他们全都恨我。”他自言自语道。他信步朝前走去。巴黎美丽而忧郁，犹如笼罩在秋日蒙蒙金色中的死亡之城布鲁日。仇恨紧紧地尾随着他。这是一种相当痛苦的新的体验。“情爱，决不会总是奉献给您，”亨利暗忖，“友谊也如同生活一般没有保障。可是仇恨决不放过任何人，它像死神一样必定降临。”从此之后，不管他走向何处，也不管他做什么事情，这一念头将处处缠绕着他：“我受到了憎恨！”
斯克利亚西纳早在亨利的办公室里等着他。“他读过了《铁钻》报，自以为应该趁热打铁呢！”亨利暗暗在想，然后开口问道：
“你有事要跟我谈吗？”他故作关切地又补充了一句，“哪儿不舒服了？你脸色不好。”
“我头痛得厉害，不过是因为睡眠太少，饮酒太多了，没什么要紧的。”斯克利亚西纳答道。他说罢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脸色变得严厉起来：“我是来问问你，自那天以后你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不，”亨利说道，“我决不改变。”
“共产党人那样子对待你，还不能让你好好想想？”
亨利哈哈大笑起来：“噢！我想过的。我思考得很多。我一直在思考！”
斯克利亚西纳深深地叹了口气：“但愿你最终能明鉴是非。”
“算了吧！你别伤心了。你用不着我。”亨利说。
“谁也不会指望谁。”斯克利亚西纳说道，“左派丧失了干劲儿，右派什么也没有学到手。”他声音阴郁地添了一句，“有时，我真恨不得去乡下隐居。”
“那就去隐居吧。”
“我感到自己没有这个权利。”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他神态疲惫地用手摸了摸额头：“脑袋多疼哟！”
“你要不要来片提神乐？”
“不，不，我等会儿去见人，都是过去的一些朋友。总是不太令人愉快，用不着头脑太清醒。”
出现了一阵沉默。“你会对拉舒姆进行反击吗？”斯克利亚西纳问道。
“当然不。”
“遗憾。只要你愿意，你是善于自卫的。对迪布勒伊的回击就恰到好处。”
“对。可回击的到底正确不正确呢？”亨利说道。他用目光询问着斯克利亚西纳：“我在自问给你提供情况的那个人是不是很靠得住。”
“哪一个人？”斯克利亚西纳痛苦地用手摸着脸问道。
“那个说亲眼看见迪布勒伊党证和登记表的人。”
“噢！”斯克利亚西纳说，淡然一笑：“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真不可思议！是你瞎编的！”
“在我看来，迪布勒伊是个共党分子，不管他是否已经登记入党。可我没有办法让你相信我的这种看法，于是便略施小计。”
“要是我当时同意见那个人呢？”
“最基础的心理学知识使我坚信你定会拒绝。”
亨利惊骇不安地看了看斯克利亚西纳，他实在没有心思去责怪他，对方已经承认撒谎，而且竟然这般自然！斯克利亚西纳神态尴尬地笑了笑：“你生气了吧？”
“我实在料想不到别人会干出这等事来！”亨利说。
“实际上，我是帮了你的忙。”斯克利亚西纳说。
“那请你允许我不再向你表示感激了。”亨利说。
斯克利亚西纳笑而不答，他站起身：“我得去赴约了。”
亨利目光直勾勾地，一动不动地呆了很久。倘若斯克利亚西纳当初没有凭空捏造出那个人来，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也许事情仍然会像现在这样发展，可也可能不这样发展。反正，他实在不愿意去想自己打的竟是作弊的牌。他实在憋不住，真恨不得能收回自己干的蠢事。“我为何就不能设法对纳迪娜解释解释呢？”他突然想，樊尚常与她见面，他决定向他打听一下他们俩下次什么时候碰面。
第二个星期四，纳迪娜正在咖啡店里等人，亨利走进屋去，他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些紧张。可是纳迪娜到底怎么想，从前亨利是从不太在乎的。他站在纳迪娜的桌前：“你好。”
她抬起双眼，淡然地说了声：“好。”看她的神态，似乎都没有任何诧异的表示。
“樊尚要迟点儿来，我是来告诉你的。我能坐下吗？”
她点了点头，没有答腔。
“我能跟你谈谈，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亨利笑眯眯地说，“我们俩有私人关系，因此我想了解清楚我与你父亲闹翻了是否也就与你闹翻了。”
“噢！什么私人关系，碰到了才打个招呼。”纳迪娜冷冰冰地说，“你再也不去《警觉》杂志社了，再也不照面了：这没关系。”
“我请你原谅，我还是觉得有关系的。”亨利说，“如果我们还没有闹翻，那何不经常在一起喝杯酒聚一聚，这又不碍事的。”
“可也并不是非得这样做。”纳迪娜说。
“在我看来，我们是闹翻了吧？”亨利问道。她睬也不睬。亨利又补充问道：“樊尚跟我是一伙儿的，可你不是经常和他见面吗？”
“樊尚可没有写你写的那种信。”纳迪娜说。
亨利连忙说：“得承认你父亲写得也不客气！”
“这不成其为借口。你写的那篇简直差劲透了。”
“算了。”亨利说，“因为我当时在火头上。”他盯着纳迪娜的眼睛：“有人有证有据向我发誓你父亲登记加入共产党了。他竟然瞒着我，我气得要命。请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吧。”
“你只要不信那些无稽之谈就行了。”纳迪娜说。
只要她显出这种执拗的神态，就别指望说服她，再说，若不谴责迪布勒伊，亨利就无法洗刷自己。于是，他也就算了。
“你没有共产党员伙伴。”纳迪娜说，并朝亨利的脸上狠狠地瞪了一眼：“不管是不是社会叛徒，你反正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
“你说的是蠢话。”亨利气恼地说，“我还是我。”
“不。”
“我什么地方变了？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你到底责怪我什么？请你讲个明白。”
“首先你经常与那些卑鄙的家伙来往。”纳迪娜说道，嗓门突然变粗：“我总认为你至少还是愿意记住过去的。你在剧本中说得很漂亮：不该忘记，等等。可实际上你和其他那些人完全是一路货色！”
“啊！樊尚肯定跟你说过那些荒唐事了！”亨利说道。
“不是樊尚，是塞泽纳克。”纳迪娜两眼闪着火光：“你怎么能去摸那个臭女人的手呢？我还不如活活剥皮去……”
“我再把那天跟樊尚说过的跟你说一遍：我的私生活只跟我个人相关。此外，我认识若赛特已经一年之久。不是我变了，而是你自己。”
“我没有变，只是去年我还不知道目前了解的这些情况。再说我是信赖你的！”她以挑衅的口气说道。
“可你为何不再信赖了？”亨利愤怒地问道。
纳迪娜垂下脑袋，板着一副面孔。
“在集中营这件事上，你站到了反对我的一方，这是你的权利。可单从这件事就下结论我是个混账，那还远远不够。这无疑是受你父亲观点的影响。”他气呼呼地添了一句：“可你以前没有习惯把他说的话当作《圣经》。”
“揭露集中营的事，不是什么混账。就这件事本身来讲，我甚至认为是有道理的。”纳迪娜声音稳重地说，“问题在于你为何要这么做。”
“我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
“你讲的都是一些公开的理由。”纳迪娜说，“可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别人还不了解。”她再次冷冷地瞪着亨利：“整个右派都为你大唱颂歌，这就让人不明白了。你会对我辩解说你对此无能为力，可我还是闹不明白。”
“说到底，纳迪娜，你总不至于真的认为发起这场运动是我为了向右派靠近的一种手段吧？”
“反正右派是与你靠近了。”
“真荒唐！”亨利说道，“要是我想投靠右派，早就投靠了！你看得一清二楚，《希望报》并没有改变路线。我向你发誓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樊尚没有跟你解释过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一旦事关自己的朋友，樊尚就成了瞎子。他当然护着你，这只证明他心底之纯洁，证明不了其他东西。”
“那你呢，当人骂我是混账时，你有证据吗？”亨利问道。
“没有。我也没骂你，我只是疑心，仅此而已。”她苦笑道，“我生来就多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