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无尽的等待

审判后，阿维塔跑遍了全世界为他身陷囹圄的丈夫寻求支持。她的律师们也继续着斗争：夏兰斯基的加拿大律师、麦克吉尔大学教授欧文科特勒竭尽心力地写了一份申诉书呈递上去，安排了集会和会议，提出了交换囚犯的建议，在外交上也努力着。

阿纳托利在狱中苦苦煎熬。他越来越瘦，时常感到头晕，还在一次事故中受伤。他父亲因心力衰竭去世，母亲三番五次申请探监都被拒绝。1981年春我见到了约瑟夫门捷列维奇和希利尔普特曼，他们那时刚刚获释，他们曾经看见过夏兰斯基。他们告诉我尽管身体越来越坏，夏兰斯基精神仍然很振奋。

我在此案中的工作一直没有放弃。我曾去马德里参加国际赫尔辛基协议会议，并向大会呈报夏兰斯基的案子，以及艾达努戴尔和仍被关押的列宁格勒案囚犯的情况。

1982年1月，夏兰斯基的母亲和弟弟长途跋涉几天后来到监狱和他会见了两小时。阿纳托利显得清瘦苍白，他说已经把原来的3年劳改又重新改为监禁，这样情况会更加恶化，仅仅因为他继续坚持自己无罪。他还因为在汉努卡节点蜡烛追思纪念而受到惩罚。

只要我开始感到信心不足或是缺乏动力，我就想到金利克波罗维克，那个和我在全国广播公司进行电视辩论的苏联记者。辩论前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问他，为什么克里姆林宫准备不惜冒危及缓和的风险，在夏兰斯基案上激怒美国政府和新闻界？他回答说：夏兰斯基案审判过去几个月后，美国新闻界和美国人就会忘记他。美国人很健忘。当然，在审判中我们会受到抨击，在这前后也都会遭到攻击，可是几个月后没有人还会记得他的名字。他将变成另外一个默默无闻的囚犯。

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绝不会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囚犯。美国人的记性绝不允许变得那么健忘，既不会忘记他的名字和形象，也不会忘记全世界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