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近代史

第四编 近代史

第一章明清之际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以中国之大,岂其区区东北一个小部落所能吞并?金朝的兵力,不算不强,然而始终不能吞灭南宋,便是一个证据。然则明朝的灭亡,并非清之能灭明,还只是明朝人的自己亡罢了。

北部沦陷之后,明朝的潞王常淓、福王由崧,都避难南来。当时众议,因潞王较贤,多想立他。而凤阳总督马士英,挟着兵力,把福王送到仪征。众人畏惧他,只得立了福王,是为弘光帝。士英引阉党阮大铖入阁,而把公忠的史可法排挤出去,督师江北。正人君子,非被斥,即引去。弘光帝又沉迷声色。南都之事,就不可为了。

清朝的能入关,也并非全靠自己的兵力。占据北京,已为非望,如何会有吞灭全中国的心理呢?所以世祖入关后,给南方的檄文,还有“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之语。然而南都既不能自立,清朝就落得进取。当清兵入北京之后,即已分兵打定河南、山东、山西。及世祖入关,又遣英亲王阿济格,带着吴三桂、尚可喜出榆、延;豫亲王多铎,带着孔有德出潼关;以攻陕西。李自成走死湖北的通城。多铎的兵,就移攻江南。这时候,史可法分江北为四镇。而诸将不和,互相仇视。武昌的左良玉,又和阮大铖不合,以清君侧为名,举兵东下。大铖大惧,急檄可法入援。可法兵到燕子矶,左良玉已死在路上,其兵给守芜湖的黄得功打败了。可法再回江北,则清兵已至。可法檄诸镇赴援,没有一个来的。可法守扬州七日,城陷,死之。清兵遂渡江而南。弘光帝奔芜湖。清兵追袭。黄得功拒战,中箭而死。帝遂北狩。后来殉国于北方。清兵直打到杭州而还。时为一六四五年。

于是明人奉鲁王以海,监国绍兴。唐王聿键,即位福州,是为隆武帝。当清兵初入北京之日,曾下令,强迫人民剃发。二十日之后,又听民自由。及下江南,复下剃发之令。于是江南人民,纷纷起兵抗拒。然既无组织,又无训练,大多数旬月即败。清廷复遣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攻四川。张献忠阵殁于西充。其党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刘文秀,溃走川南。旋入贵州。清兵追至遵义,粮尽而还。贝勒博洛攻闽、浙,鲁王走入海。隆武帝颇为英武,而为郑芝龙所制,不能有为。时何腾蛟招降李自成余众,分布湖南、北。杨廷麟也起兵江西,恢复吉安。隆武帝想出就廷麟,未果而清兵至。帝从延平走汀州,入于清军。后来崩于福州。时为一六四七年。

明人又立唐王之弟聿(左金旁右粤)于广州,桂王由榔于肇庆,是为永历帝。清使李成栋攻广东,聿(左金旁右粤)殉国。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攻湖南,何腾蛟退守桂林。金声桓攻江西,杨廷麟亦败殁。未几,李成栋、金声桓都反正,何腾蛟乘机复湖南。川南,川东亦来附。于是永历帝有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形势颇张。而张名振亦奉鲁王,以舟山为根据地,出入江、浙沿海。清廷乃使洪承畴镇江宁,吴三桂取四川,耿仲明、尚可喜攻江西,孔有德攻湖南。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都败死。一六五○年,清兵进陷桂林,瞿式耜亦殉节。明年,张名振和起兵浙东的张煌言合兵攻吴淞,不克,而舟山反为清所袭陷,二人奉鲁王奔厦门。永历帝避居南宁,遣使封孙可望为秦王。可望遣兵三千,扈桂王居安隆;而使刘文秀攻四川,李定国攻桂林。孔有德伏诛。吴三桂也战败,逃回汉中。清乃命洪承畴镇长沙,以保湖南;李国英镇保宁,以守川北;尚可喜镇肇庆,以保广东;无意于进取了。而永历帝因孙可望跋扈,密使召李定国。定国迎帝入云南,可望攻之,大败。遂降清。洪承畴因之请大举。一六五八年,清兵自湖南、四川、广西三道入滇。李定国扼北盘江力战,不能敌。乃奉帝如腾越,而伏精兵于高黎贡山。清兵追之,遇伏,大败而还。时刘文秀已死,李定国、白文选奉帝入缅甸。一六六○年,三桂发大兵出边。缅人乃奉帝入三桂军。一六六二年,为三桂所弑,明亡。此时清世祖亦已死,这一年,是圣祖的康熙元年了。

明朝的统绪虽绝,然而天南片土,还有保存着汉族的衣冠,和清朝相抗的,是为郑成功。成功是芝龙的儿子,芝龙降清时,成功不肯顺从,退据厦门,练着海陆兵,屡攻沿海之地。清兵入滇时,成功大举入江以图牵制。破镇江,薄南京,清廷大震。旋为清兵所袭破,乃收军,出海而还。一六六○年,成功攻取台湾。于是务农练兵,定法律,设学校,筑馆以招明之遗臣渡海,归之者如织。天南片土,俨然独立国的规模了。

即以闽、广、云南而论,实亦非清朝实力所及。清朝的定南方,原靠一班汉奸,为虎作伥。所以事定之后,仍不得不分封他们,以资镇摄。于是以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镇福建;吴三桂为平西王,镇云南;是为三藩。三藩之中,三桂功最高,兵亦最强。他当时用钱用兵,户、兵二部,不能节制。用人亦不由吏部,谓之西选。西选之官半天下。清朝之于南方,简直是徒有其名,不但鞭长莫及而已。然而“债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足与图存”,既已(左面右见)颜事仇,忽又起而反抗,就不免有些进退失据:天下的人,未免要不直他,士气亦易沮丧,和始终以忠义激厉其下的,大不相同了。这是三藩之所以终于无成。尚可喜受封之时,年已老迈。乃将兵事交给其儿子之信。久之,遂为所制。乃请撤藩归老辽东。清廷许之。时耿仲明已死,传子继茂以及精忠,和吴三桂都不自安,亦请撤藩,以觇清朝的意向。当时明知许之必反,廷议莫敢主持。清圣祖独断许之。一六一七三年,三桂遂举兵反。三桂的意思,本想走到中原,突然举事的,而为清朝的巡抚朱国治所逼,以是不得不发。既举兵之后,有人劝他弃滇北上。三桂也暮气深了,不能用。三桂举兵之后,贵州首先响应。明年,攻下湖南。广西、四川和湖北的襄阳,亦都响应。福建、广东,更不必说了。于是三桂亲赴常、澧督战。派一支兵出江西,以应福建;一支兵出四川,以攻陕西。清朝的提督王辅臣,亦据宁夏以应三桂。三桂想亲出兵以应辅臣,不曾来得及,而清朝的兵,反从江西打入湖南。三桂虽然回兵,把他打退,然自此遂成相持之局。这是于三桂不利的。而耿、尚二藩,又因一和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相攻,一苦三桂征饷,复叛而降清,三桂势穷。乃于一六七八年,称帝于衡州,以图维系人心。未几而死。孙世璠立。诸将又互相乖离。一六八一年,清兵自湖南、广西、四川,分三道入滇,世璠自杀。尚可喜先已为清人所杀,至此又杀耿精忠。中国大陆之上,就真无汉族自立的寸土了。

然而海外的台湾,还非清朝兵力所及。郑成功以一六六二年卒,子经继立。和耿精忠相攻。曾略取漳、泉等地。后为清兵所败。并失金门、厦门,退归台湾。三藩平后,清廷想照琉球之例,听其不剃发,不易衣冠,与之言和,而闽督姚启圣不可。水军提督施琅,本是郑氏的降将,尤欲灭郑氏以为功。一六八一年,郑经卒。群小构成功之妻董氏,杀其长子克(上臧下土)。而立其次子克塽。郑氏内部乖离,一六八三年,施琅渡海入台湾,郑氏亡。汉族遂全被满人所征服。

第二章欧人的东略

从亚洲的东方到欧洲,陆路本有四条:(一)自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入欧俄。(二)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之间。(三)自天山南路逾葱岭。(四)自前后印度西北行,两道并会于西亚。第一路荒凉太甚。第二路则沙漠地带,自古为游牧民族荐居之地,只有匈奴、蒙古自此以侵略欧洲,而两洲的声明文物,由此接触的颇少。葱岭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然第三路有沙漠山岭的阻隔,第四路太觉回远,而沿途亦多未开化之国,所以欧、亚两洲,虽然陆地相接,而其交往的密切,转有待于海路的开通。自欧洲至东洋的海路:一自叙利亚出阿付腊底斯河流域;二泛黑海,自阿美尼亚上陆,出底格利斯河流域。两路均入波斯湾。三自亚历山大黎亚溯尼罗河,绝沙漠而出红海。这都是自古商旅所经。自土耳其兴,而一二两道,都入其手,第三道须经沙漠,不便,乃不得不别觅新航路。其结果,海道新辟的有二:一绕非洲的南端而入印度洋。二绕西半球而入太平洋。

欧人的航行东洋,首先成功的为葡萄牙。一四八六年,始达好望角。一四八九年,进达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一五○○年,遂辟商埠于加尔各答。明年,略西海岸的卧亚,进略东海岸及锡兰、摩洛哥、爪哇、麻六甲。一五一六年,遂来广东求互市。明朝在广州,本设有市舶司。东南洋诸国,来通商的颇多。都停泊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的浪白洋,就船贸易。武宗正德时,移于高州的电白。一五三五年,指挥使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就是现在的澳门。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就有筑城置戍的。中国人颇疑忌他。而西人旋亦移去。只有葡萄牙人,于隆庆初,岁纳租银五百两,租地建屋。自此就公然经营市埠,视同己有。一六〇七年,番禺举人卢廷龙,入京会试。上书当道: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电白。当事的人不能用。天启初,又有人说“澳中诸番,是倭寇的乡导”,主张把他们移到外洋。粤督张鸣冈说:“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大海茫茫,转难制驭。”部议以为然,遂不果徙——这是后来借断绝接济,以制西洋人的根原。

葡萄牙人到好望角后七年,哥伦布始发见美洲,其到广东后三年,则麦哲伦环绕地球。于是西班牙人,于一五六五年,据菲律宾,建马尼剌。一五七五和八○年,两次到福建求通商,都为葡萄牙人所阻。然中国商船,聚集于马尼剌的颇多。

荷兰人以一五八一年,叛西班牙自立。时西班牙王兼王葡萄牙,禁止其出入里斯本。荷人乃自设东印度公司,谋东航。先后据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于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都筑塞驻兵。其势力反驾乎西、葡之上。一六二二年,荷兰人攻澳门,不克。一六二四年,据台湾、澎湖。至一六六○年,而为郑成功所夺。清朝因想借荷兰之力,以夹攻郑氏,所以许其每八年到广东通商一次,船数以四为限。

英吉利的立东印度公司,事在一五九九年。东航之后,和葡萄牙人争印度。葡人战败,许其出入澳门。一六三七年,英船至澳门,为其地的葡人所拒。英人乃自渴中国官吏,求通商。至虎门,为守兵所炮击。英人还击,陷其炮台。旋送还俘掠,中国亦许其通商。此时已值明末。旋广东兵事起,英人贸易复绝。郑经曾许英人通商于厦门和安平。然安平初开,实无甚贸易,止有厦门,英船偶然一到而已。

以上所述,是从明中叶到清初,欧人从海道东来的情形。其主要的目的,可说是在于通商。至于从陆路东来的俄人,则自始即有政治的关系。俄人的叛蒙古而自立,事在十五世纪中叶。至葡萄牙人航抵好望角时,则钦察汗国之后裔,殆悉为所坏灭。此时可萨克族附俄,为之东略。蒙古族在叶尼塞、鄂毕两河间的,亦为所击破。一五八七年,俄人始建托波儿斯克。其后托穆斯克、叶尼塞斯克、雅库次克、鄂霍次克,相继建立。一六三九年,直达鄂霍次克海,就想南下黑龙江。至一六四九年,而建立雅克萨城。一六五八年,又建尼布楚城。此等俄国的远征队,只能从事于剽掠,而不能为和平的拓殖。黑龙江流域的居民大受其害。而此时正值清朝初兴,其兵力,亦达黑龙江流域。两国势力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章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入

中国和外国的交通,也有好几千年了。虽然彼此接触,总不能无相互的影响,然而从没有能使我国内部的组织,都因之而起变化的。其有之,则自近世的中欧交通始。这其间固然有种种的关系,然而其最主要的,还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东西文化最大的差异,为西洋近世所发明,而为中国所缺乏的,便是所谓科学。所以科学的传入,是近世史上最大的事件。科学与宗‘教,虽若相反,其最初传入,却是经教士之手的。

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亦由来已久。读第三编第二十五、第三十八两章,就可知道了。可是因中国人迷信不深,对于外国传入的宗教,不能十分相契,所以都不久而即绝。至近世,新教兴于欧洲,旧教渐渐失势,旧教中有志之士,乃思推广其势力于他洲。其中号称耶稣会的,传布尤力。耶稣会的教士,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是利玛窦。以一五八一年至澳门。初居广东的肇庆。一五九八年,始经江西到南京。旋入北京。一六○○年,神宗赐以住宅,并许其建立天主堂。天主教士的传教于中国,和其在他国不同。他们深知道宗教的教理,不易得华人尊信的。所以先以科学牖启中国人。后来才渐渐的谈及教理。利玛窦到北京之后,数年之间,信教的便有二百余人。徐光启、李之藻等热心科学之士,都在其内。当时的教士,并不禁华人拜天、拜祖宗、拜孔子。他们说:“中国人的拜天,是敬其为万物之本;其拜祖宗,系出于孝爱之诚;拜孔子,是敬仰其人格;都不能算崇拜偶象。”教士都习华言,通华文。饮食起居,一切改照华人的样子,他们都没有家室,制行坚卓,学问渊深。所以很有敬信他们的人。然亦有因此,而疑其别有用心的。

当利玛窦在日,就有攻击他的人。神宗因其为远方人,不听之。一六一〇年,利玛窦卒。攻击的人,更为利害。到一六一六年,就被禁止传布。教士都勒归澳门。然而这一年,正是满洲叛明自立的一年。自此东北一隅,战争日烈,明朝需用枪炮也日亟。至一六二二年,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教禁亦解。明朝所行的大统历,其法本出西域。所以当开国时候,就设有回回历科。到了末年,其法疏舛了。适会基督教中深通天文的汤若望来华。一六二九年,以徐光启之荐,命其在北京历局中,制造仪器,翻译历书,从事于历法的改革。至一六四一年,而新历成。越二年,命以之代旧历。未及行而明亡。清兵入关后,汤若望上书自陈。诏名其历为时宪。汤若望和南怀仁,都任职钦天监。这时候,基督教士,可以说很得信任了。到清世祖殁,而攻者又起。

当时攻击基督教最烈的,是习回回历法的杨光先。但他的主意,并不在乎历法。他曾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他又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他们著书立说,说中国人都是邪教的子孙,万一蠢动,中国人和他对敌,岂非以子弟拒父兄?“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杨光先之说如此:利用传教,以作侵略的先锋,这是后来之事——也可说是出于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并非传教者本身的罪恶——基督教初入中国时,是决无此思想的。杨光先的见解,在今日看起来,似乎是偏狭,是顽固。但是中国历代,本有借邪教以创乱的人;而基督教士学艺之精,和其无所为而为之的精神,又是中国向来没有看见过的。这种迷信的精神,迷信不深的中国人,实在难于了解。杨光先当日,有此疑忌,却也无怪其然。不但杨光先,怕也是当日大多数人所同有的心理。即如清圣祖,他对于西洋传入的科学,可以说是颇有兴味的。对于基督教士,任用亦不为不至。然而在他的《御制文集》里,亦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正和杨光先是一样的见解。不过眼前要利用他们,不肯即行排斥罢了。人类的互相了解,本来是不大容易的。在学艺上,只要肯虚心研究,是非长短,是很容易见得的。但是国际上和民族间的猜忌之心,一时间总难于泯灭,就做了学艺上互相灌输的障碍。近世史的初期,科学输入的困难,这实在是一个大原因。

杨光先以一六六四年,上书攻击基督教士,一时得了胜利。汤若望等都因之得罪。当时即以监正授光先。光先自陈“通历理而不知历法”,再四固辞。政府中人不听。不得已任职。至一六六七年,因推闰失实,得罪遣戍。

再用南怀仁为监正。自此终圣祖之朝,教士很见任用。传教事业,也颇称顺利。直至一七○七年,而风波才再起。

原来利玛窦等的容许信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当时别派教士,本有持异议的。后来讦诸教皇。至一七。四年,教皇乃立《禁约》七条,派多罗到中国来禁止。多罗知道此事不可造次。直迟到这一年,才以己意发布其大要。圣祖和他辩论,彼此说不明白。大怒。命把多罗押还澳门,交葡萄牙人监禁。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印度的一部分,本归葡萄牙人保护的。后来法国人妒忌他,才自派教士到中国。葡萄牙人正可恶不由他保护的教士,把多罗监禁得异常严密。多罗就忧愤而死。然而教皇仍以一七一五年,申明前次的禁约。到一七一八年,并命处不从者以“破门”之罚。于是在华教士,不复能顺从华人的习惯,彼此之间,就更生隔碍。一七一七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依旧例严禁,许之。一七二三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负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朝廷也答应了。自此至五口通商以前,教禁就迄未尝解。

基督教士东来以后,欧洲的各种科学,差不多都有输入。历法的改革,枪炮的制造,不必论了。此外很有关系的,则为清圣祖时,派教士到各省实测,绘成的《皇舆全览图》。中国地图中,记有经纬线的,实在从此图为始。当明末,陕西王征,曾译西书,成《远西奇器图说》,李之藻译《泰西水法》,备言取水、畜水之法及其器械。徐光启著《农政全书》,也有采用西法的。关于人体生理,则有邓玉函所著的《人身说概》。关于音乐,则有徐日升所修的《律吕正义续编》。而数学中,利玛窦和徐光启所译的《几何原本》,尤为学者所推重。代数之学,清朝康熙年间,亦经传入,谓之借根方。清朝治天文、历、算之士,兼通西法的很多。形而上之学,虽然所输入的,大抵不离乎神学。然而亚里斯多德的论理学,亦早经李之藻之手,而译成《名理探》了。就是绘画、建筑等美术,也有经基督教士之手而传入的。所以在当时,传入的科学,并不为少。但是(一)因中国人向来不大措意于形而下之学;(二)则科学虽为中国人所欢迎,而宗教上则不免有所障碍;所以一时未能发生很大的影响。

第四章清初的内政

清朝的盛衰,当以乾隆时为关键。从世祖入关,到三藩平定,这四十年,算是清朝开创之期。自此至雍正之末,五十余年,为乾隆一朝,表面上看似极盛,实则衰机潜伏于其中。至其末年,内乱一起,就步步入于否运了。

清朝的初起,和辽金元情形,又微有不同。辽、金、元初起时,都不甚了解中国的情形。清朝则未入关时,已颇能译汉书、用汉人了。当太祖之时,憎恶汉人颇甚,当时俘获汉人,都发给满人为奴。尤其是读书人,得者辄杀。到太宗时,才知道欲成大业,单靠满洲人,是不行的。所俘汉人,都编为民户,令其与旗人分居,且另选汉官治理。对于读书人,则加以考试。录取的或减免差徭,赏给布帛。于明朝的降臣、降将,尤其重视。清朝当日的创业,和一班投效的汉人,如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确是很有关系的。

但是其了解中国深者,其猾夏亦甚。所以清朝的对待汉人,又非辽、金、元之比。即如剃发一事,历代北族,没有敢强行之于全中国的。清朝则以此为摧挫中国民族性的一种手段,厉行得非常利害。入关之后,籍没明朝公、侯、伯、驸马、皇亲的田。又圈占民地,以给旗人。也是很大的虐政。而用兵之际,杀戮尤甚。读从前人所著的《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记,就可以见其一斑了。

北族的政治,演进不如中国之深。所以其天泽之分,也不如中国之严,继嗣之际,往往引起争乱。清朝也未能免此。当太祖死时,其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和太祖弟舒尔哈齐之子阿敏,还是和太宗同受朝拜,并称为四贝勒的。后来莽古尔泰和阿敏,次第给太宗除去了。代善是个武夫,不能和太宗争权。所以在关外之时,幸未至于分裂。太宗死后,世祖年幼。阿敏的儿子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同摄政。后来实权都入于多尔衮之手。当时一切章奏,都径由多尔衮批答,御宝亦收归其第。一时声势,是很为赫奕的。幸而多尔衮不久就死了,所以没酿成篡弑之局。世祖亲政后,大体还算清明,颇能厘定治法,处理目前的问题。当时中国的遗黎,经死亡创痛之余,实在更无反抗的实力,而又得一班降臣,为虎作伥,就渐渐的给他都压下去了。世祖在位不久。圣祖初立,亦年仅八岁。辅弼大臣鳌拜,颇为专权。然不久,亦就给圣祖除去。圣祖的聪明和勤于政治,在历代君主中,也颇算难得的,而在位又很长久。内政外交,经其一番整顿,就颇呈新气象了。

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大的。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那就虽承丧乱之余,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清朝康熙年间,又算是这时候了。而清初的政治,也确较明中叶以后为清明。当其入关之时,即罢免明末的三饷。又厘订《赋役全书》,征收都以明万历以前为标准。圣祖时,曾叠次减免天下的钱粮。后来又定“滋生人丁、不再加赋”之例,把丁赋的数目限定了。这在农民,却颇可减轻负担。而当时的用度也比较地节俭。所以圣祖末年,库中余蓄之数,已及六千万。世宗时,屡次用兵,到高宗初年,仍有二千四百万。自此继长增高,至一七八二年,就达到七千八百万的巨数了。以国富论,除汉、隋、唐盛时,却也少可比拟的。

圣祖晚年,诸子争立。太子允礽,两次被废。后来就没有建储。世宗即位之后,和他争立的兄弟,都次第获罪。因此撤去诸王的护兵。并禁止诸王和内外官吏交通。满洲内部特殊的势力,可以说至此而消灭。但清朝的政治,却亦得世宗整饬之益。圣祖虽然勤政,其晚年亦颇流于宽弛。各省的仓库,多不甚盘查;钱粮欠缴的,也不甚追究。世宗则一反其所为。而且把关税、盐课,彻底加以整顿。征收钱粮时的火耗,亦都提取归公。如此,财政上就更觉宽裕。而康雍对外的兵事,也总算徼天之幸,成功时多。清朝至此,就臻于全盛。

世宗死后,高宗继之。高宗在表面上,是专摹效圣祖的,但他没有圣祖的勤恳,又没有世宗的明察,而且他的天性是奢侈的,正合着从前人一句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位时六次南巡,供帐之费无艺。对外用兵,所费亦属不赀。凡事专文饰表面,虚伪和奢侈之风养成了。而中年后,更任用和珅,其贪黩为古今所无。内外官吏,都不得不用贿赂去承奉他。于是上官贪取于下属,下属诛求于小民,至其末年,内乱就一发而不可遏了。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清朝历代的君主,对于种族的成见,是很深的。他们对于汉人,则提唱尚文。一面表章程、朱,提唱理学,利用君臣的名分,以箝束臣下。一面开博学鸿词科,屡次编纂巨籍,以牢笼海内士大夫。但一面又大兴文字之狱,以摧挫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征求天下的藏书,写成六部,除北京和奉天、热河的行宫外,还分置于江、浙两省。看似旷古未有的盛举,然又大搜其所谓禁书,从事焚毁。据当时礼部的奏报,被焚的计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之多。清朝的对于士子,是严禁其结社讲学,以防其联合的。即其对于大臣,亦动辄严词诘责,不留余地。还要时用不测的恩威,使他们畏惧。使臣以礼之风,是丝毫没有的。如此,他们所倚为腹心的,自然是旗人了。确实,他们期望旗人之心,是很厚的。旗人应试,必须先试弓马。旗兵是世袭的。一人领饷,则全家坐食。其驻防各省的,亦都和汉人分居,以防其日久同化,失其尚武的风气。而又把东三省和蒙古,都封锁起来,不准汉人移殖。他们的意思,以为这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了。然而旗人的既失其尚武之风,而又不能勤事生产,亦和前代的女真、蒙古人相同。而至其末造,汉人却又没有慷慨奋发,帮他的忙的,于是清朝就成为萎靡不振的状态,以迄于亡。这是他们在前半期造成的因,至后半期而收其果。

第五章清初的外交

清初的外交,是几千年以来外交的一个变局,因为所交的国和前此不同了。但是所遇的事情变,而眼光手段,即随之而变,在人类是无此能力的。新事情来,总不免沿用旧手段对付。而失败之根,即伏于此。不过当此时,其失败还潜伏着罢了。

清初外交上最大的事件,便是黑龙江方面中俄境界问题。因为这时候,俄国的远征队,时向黑龙江流域剽掠。该处地方的居民,几于不能安其生了。当一六七○年,圣祖尝诒书尼布楚守将,请其约束边人,并交还逃囚罕帖木儿。尼布楚守将允许了,而不能实行。及一六七五年,俄人遣使来议画界通商。圣祖致书俄皇,又因俄人不通中国文字,不能了解。交涉遂尔停顿。一六八一年,三藩平定,圣祖乃决意用兵。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并筑齐齐哈尔、墨尔根两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一六八五年,都统彭春,以水军五千,陆军一万,围雅克萨城。俄将约降,逃往尼布楚。彭春毁其城而还。俄将途遇援兵,复相率偕还,筑城据守。明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再以八千人围之。城垂下,而圣祖停战之命至。

是时俄皇大彼得初立,内难未平,又外与波兰、土耳其竞争,无暇顾及东方。在东方的实力,亦很不充足,无从与中国构衅。适会是时,圣祖又因荷兰使臣,诒书俄皇。俄皇乃复书,许约束边人,遣使议画疆界,而请先解雅克萨之围。圣祖亦许之。于是俄使费耀多罗东来,而圣祖亦使内大臣索额图等前往会议。一六八八年,相会于尼布楚。当费耀多罗东来时,俄皇命以黑龙江为两国之界,而索额图奉使时,亦请自尼布楚以东,黑龙江两岸之地,俱归中国,议既不谐,圣祖所遣从行的教士徐日升、张诚从中调停,亦不就。兵衅将启。此时俄使者从兵,仅一千五百,而清使臣扈从的精兵万余,都统郎谈,又以兵一万人,从瑷珲水陆并进。兵衅若启,俄人决非中国之敌,俄人乃让步,如中国之意以和。定约六条: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入黑龙江的,都属中国,其北属俄。立碑于两国界上,再毁雅克萨城而还。

《尼布楚条约》既定,中俄的疆界问题,至此暂告结束,而通商问题,仍未解决。一六九三年,俄使伊德斯来。圣祖许俄商三年一至京师,人数以二百为限;居留于京师的俄罗斯馆,以八十日为限;而免其税。旋因俄人请派遣学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又为之设立俄罗斯教习馆。

当尼布楚定约前三年,蒙古喀尔喀三汗,为准噶尔所攻,都溃走漠南,至一六九七年,乃还治漠北。于是蒙、俄画界通商的问题复起。土谢图汗和俄国是本有贸易的。此时仍许其每年一至。然因互市之处无官员管理,颇滋纷扰。蒙人逃入俄境的,俄国又多不肯交还。于是因土谢图汗之请,于一七二二年,绝其贸易。至一七二七年,才命郡王策凌等和俄使定约于恰克图。自额尔古讷河以西,至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乌带河地方,为瓯脱之地。在京贸易,与旧例同。俄、蒙边界,以恰克图和尼布楚为互市之地。一七三七年,高宗命停北京互市,专在恰克图。此时中、俄交涉,有棘手时,中国辄以停止互市为要挟。乾隆一朝,曾有好几次。

清初的中、俄交涉,看似胜利,然得地而不能守,遂伏后来割弃之根。这是几千年以来,不勤远略,不伤守备,对于边地仅事羁縻的结果。至于无税通商,在后来亦成为恶例。然关税和财政、经济的关系,当时自无从梦见;而一经允许,后来遂无从挽回,亦是当时梦想不到的。所以中西初期交涉的失败,可以说是几千年以来,陈旧的外交手段不适用于新时代的结果,怪不得哪一个人,其失策,亦不定在哪一件事。要合前后而观其会通,才能明了其真相。

至于海路通商,则因彼此的不了解,所生出的窒碍尤多。通商本是两利之事,所以当台湾平后,清朝沿海的疆吏,亦屡有请开海禁的。而其开始解禁,则事在一六八五年。当时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各设榷关。一六八八年,又于舟山岛设定海县,将宁波海关,移设其地。一七五五年,英人请收泊定海,而将货物运至宁波,亦许之。乃隔了两年,忽然有停闭浙海之议。原来中国历代海路的对外通商,是最黑暗不过的。官吏的贪婪,商人的垄断和剥削,真是笔难尽述。这是二千年以来,都是如此。到了近代,自然也逃不出此例的。当时在广东方面,外人和人民不能直接贸易,而必经所谓官商者之手。后来因官商资力不足,又一人专利,为众情所不服,乃许多人为官商,于是所谓公行者兴。入行的所出的费用,至二三十万之巨。所以其取于外商,不得不重。而因中国官吏,把收税和管束外人的事,都交托给他,所以外人陈诉,不易见听,即或徇外商之请,暂废公行,亦必旋即恢复。于是外商渐舍粤而趋浙。一七五七年,闽督喀尔吉善、粤督杨应琚,请将浙关税收,较粤关加重一倍。奉谕:“粤东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为生;而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驱归粤海为宜。明年应专令在粤。”英商通事洪任辉愤怒,自赴天津,评告粤海关积弊。中朝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广东,把他圈禁在澳门。虽亦将广东贪污官吏,惩治一二,而管束外人的苛例,反因此迭兴。一七九二年,英人派马甘尼东来,要求改良通商之事。其时正值清高宗八旬万寿。清人赏以一席筵宴、许多礼物,而颁给英王《敕谕》两道,将其所陈请之事,一概驳斥不准。未几,东南沿海,艇盗横行,而拿破仑在欧洲,亦发布《大陆条例》,以困英国。葡萄牙人不听,为法所破。英人虑其侵及东洋,要派兵代葡国保守澳门,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助中国剿办海寇为由,向中国陈请。中国人听了大诧,谕粤督严饬兵备。一八○八年,英人以兵船闯入澳门,遣三百人登岸。时粤督为吴熊光,巡抚为孙玉庭,遣洋行挟大班往谕,不听,熊光命禁其贸易,断其接济。英人遂闯入虎门,声言索还茶价和商欠。于是仁宗谕吴熊光:“严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办。”而熊光等因海寇初平,兵力疲敝,主张谨慎,许其兵退即行开舱。乃退兵贸易而去。仁宗怒其畏葸,把熊光、玉庭都革职,代以百龄和韩葑。于是管理外人愈严。一八一〇年,英人再遣阿姆哈司来聘。又因国书及衣装落后,未得觐见。于是中、英间的隔阂,愈积愈深,遂成为鸦片战争的远因了。

第六章清代的武功

中国历代,对北方的用兵,大概最注重于蒙古、新疆地方,是不烦兵力而自服的。至于青海、西藏,则除唐代吐蕃盛强之时外,无甚大问题。而蒙、新、海、藏相互之间,其关系亦甚薄弱。自喇嘛教新派——黄教盛行以后,青海、蒙古,都成了该教的区域;而天山南路,因回教盛行,团结力亦较前为强;而此诸地方,近代的形势,遂较前代又有不同。

黄教始祖宗喀巴,以一四一七年,生于西宁。因旧派末流,颇多流弊,乃入雪山修苦行,自立一派,而黄其衣冠以示别。人因称旧派为红教,新派为黄教。黄教的僧徒,是禁止娶妻的。所以宗喀巴遗命,其两大弟子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世世以呼毕勒罕,主持宗教事务。因西藏人信教之笃,而达赖和班禅的威权,遂超出乎政治势力之上。驯致成为西藏政教之主。一五五九年,蒙古酋长俺答,遣其二子宾兔、丙兔,袭据青海。两人亦都信了喇嘛教。一五七九年,俺答遂自迎达赖三世到漠南布教,是为喇嘛教化及蒙古之始,其后蒙人信教日笃,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大弟子哲卜尊丹巳胡土克图居库伦。而达赖五世,曾通使于清太宗。清太宗亦有报使。至世祖入关,遂迎达赖入京,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而清人借宗教以怀柔蒙、藏的政策,亦于是乎开始。

因喇嘛教的感化,使漠南北游牧民族犷悍之气潜消。向来侵略他人的,至此反受人侵掠,而有待于中国人的保护,这亦是一个新局面。卫拉特,就是元时的斡亦剌,明时的瓦剌。当清初,其众分为四部:曰和硕特,居乌鲁木齐。曰准噶尔,居伊犂。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曰土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时红教还行于后藏。后藏的藏巴汗,为其护法。达赖五世的第巴桑结,乃招和硕特固始汗入藏,击杀藏巴汗,而奉班禅居札什伦布。是为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政教之始。于是和硕特部徙牧青海,遥制西藏政权。桑结又嫌恶他。再招准噶尔噶尔丹入藏。把固始汗的儿子达颜汗袭杀。其时噶尔丹业已逐去土尔扈特,又把杜尔伯特慑服了。至此,遂统一卫拉特四部,其势大张。

一六八八年,噶尔丹攻喀尔喀。三汗部众数十万,同时溃走漠南。清圣祖乃命科尔沁部假以牧地。而亲自出塞大阅,以耀兵威。一六九五年,噶尔丹以兵据克鲁伦河上流。清圣祖亲自出塞,把他打破。一六九七年,又自到宁夏,发兵邀击。这时候,噶尔丹伊犁旧地,已为其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

噶尔丹穷蹙自杀。阿尔泰山以东悉平。三汗遂各还旧治。

然而伊犂之地,还是未能动摇。清朝乃以其间,平定西藏和青海。先是达赖五世死后,桑结秘不发丧,而嗾使噶尔丹内犯。噶尔丹败后,尽得其状。圣祖下诏切责。会桑结为固始汗曾孙拉藏汗所杀,奏立新六世达赖。圣祖乃封拉藏为翼法恭顺汗,以为藏事可从此平定了。而青海、蒙古,都说拉藏汗所立达赖是假的。别于里塘迎立一达赖。诏使暂居西宁。正在相持之间,而策妄阿布坦又派兵人入,把拉藏汗袭杀。于是藏事又告紧急。好在西藏人都承认了青海所立的达赖。圣祖乃派皇子允禵和年羹尧,从西宁、四川两道入藏,把准噶尔的兵击退,而送青海所立的达赖入藏。一七二二年。圣祖死,子世宗立,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煽动青海诸喇嘛叛变,亦给岳钟琪袭破。于是青海、西藏都平,梗命的只有一个准噶尔了。

一七二七年,策妄阿布坦死,子噶尔丹策凌继立。清朝想一举而覆其根本。还没有出兵,而噶尔丹策凌先已入犯。清兵出战不利。策凌就进犯喀尔喀。为额驸策凌所败。清高宗乃定以阿尔泰山为准、蒙游牧之界。这是一七三七年的事。到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凌死,准噶尔又生内乱。高宗乃因辉特部长阿睦尔撒纳的降,用为乡导,发兵把准部荡平。而既平之后,阿睦尔撒纳又叛。亦于一七五七年,给兆惠等打定。

喇嘛教虽然盛行于蒙古和海、藏,而天山南路,则仍自成其为回教的区域。天山南路,在元时本属察合台汗国。后来回教教主之裔和卓木,入居喀什噶尔,因为人民的尊信,南路政教之权,遂渐入其手。而和卓木之后,又分为白山、黑山两宗,轧轹殊甚。策妄阿布坦曾废白山宗,代以黑山,而质白山酋长的二子于伊犂,是为大小和卓木。清兵定伊犂后,二子归而自立。一七五九年,亦给兆惠、富德等打平。于是从天山南北路以通西域的路全开。葱岭以西之国,如浩罕、哈萨克、布鲁特、乾竺特、博罗尔、巴达克山、布哈尔、阿富汗等,都来通朝贡。清朝对西北的国威,这时候要算极盛了。

其对于西南,则因廓尔喀侵犯西藏,于一七九二年,遣福康安把他打破。廓尔喀人请和。定五年一贡之例。廓尔喀东边的哲孟雅,本来服属于西藏;更东的哲丹,则当雍正年间,即已遣使来进贡;也当然成为中国的属国。清朝因为防护西藏起见,乃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令其在体制上和达赖、班禅平等。又颁发金奔巴两个:一个藏在北京雍和宫,一个藏在西藏大招寺。达赖、班禅和大胡土克图出世有疑义时,就在这瓶中抽签。所以管理西藏的,也渐渐严密了。

以上所述,是清朝对于西、北两方面的武功。至于南方,历代对外的关系,比之西北,似乎不重要些。然至近代,随着世运的进化,而其关系亦渐次重大。原来在南方和中国紧相邻接的,便是后印度半岛。自唐以前,安南本是中国的领土。其余诸地方,开化的程度很浅。自宋以后,安南既已独立,而半岛的西北部,又日益开化。南方的国际关系,也就渐形复杂了。当明初,西南土司,以平缅、麓川为最大。其南为缅甸。又其南为洞吾。又其南为古剌。其在普洱之南的,则为车里。车南之南为老挝。老挝之南为八百。这时候,中国的领土,实尚包括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萨尔温、湄公两江上游。平缅、麓川,在元代本为两宣慰司。明太祖初命平缅酋长思氏兼辖麓川。后来又分裂其地,设立若干土司。思氏想恢复旧地,屡次造反。自一四四一后十年间,明朝尝三次发兵征讨,卒不能克,仅立陇川宣抚司而归。思氏在当时本有统一后印度半岛西部的资格。自为明所破坏,亦终至灭亡。于是缅甸日强。一五八三年,因寇边,为明将刘綎所击破,然明亦仅定陇川。自此中国对西南,实力所至,西不过腾冲,南不过普洱附近,就渐成为今日的境界了。

缅甸酋长,本姓莽氏。一七五四年,为锡箔江夷族所杀,木梳土司雍籍牙,入据其地。取阿瓦、平古剌。至其子孟驳,又并阿剌干,灭暹罗,国势颇盛。一七六五年,遂寇云南边境。高宗两次发兵,都不能克,仅因其请和,许之而还。暹罗是当明太祖时,受封于中国的。既为缅甸所灭,其故相郑昭——本是中国潮州人——起兵恢复。以一七七八年即王位。旋为前王余党所弑。养子华,定乱自立。以一七八六年,受封于中国。缅人怕中国和暹罗夹攻他,才遣使朝贡请封。安南黎氏,自离中国独立后,至一五二七年,而为其臣莫氏所篡。至一六七四年,乃得完全恢复。当复国之时,实赖其臣阮氏之力。而郑氏以外戚执政。阮氏和他不协,南据顺化,形同独立。至清高宗时,又为西贡的豪族阮氏所破。并入东京,灭郑氏,留将贡整守之,贡整想扶黎拒阮,又为阮氏所破。时为一七八六年。清高宗出兵以讨新阮,初破其兵,复立黎氏末主。后复为阮氏所袭败,亦因其请和,封之而还。清朝对于安南、缅甸的用兵,实在都不得利。但是中国国力优厚,他们怕中国再举,所以虽得胜利,仍然请和,在表面上,总算维持着上国的位置。

至清朝对于川、滇、黔、桂诸省的用兵,虽然事在疆域之内,然和西南诸省的开拓,实在大有关系,亦值得一述。原来西南诸省,都系苗、傜、倮侈诸族所据。虽然,自秦、汉以降,久列于版图,而散居其地的种落,终未能完全同化。元时,其酋长来降的,都授以土司之职,承袭必得朝命。有犯顺、虐民,或自相攻击的,则废其酋长,代以中国所派遣的官吏,是之谓改流。虽然逐渐改流的很多,毕竟不能不烦兵力。湖南省中,湘江流域,开辟最早。澧、沅、资三水流域,则是自汉以降,列朝逐渐开拓的,至清朝康雍时代,辟永顺和乾州、凤凰、永绥、松桃等府厅,而大功告成。贵州一省,因其四面闭塞,开辟独晚。直至一四一三年,始列于布政司。而水西安氏、水东宋氏,分辖贵阳附近诸土司,和播州的杨氏,仍均极有势力。明神宗时,播州酋杨应龙叛。至熹宗时,调川、滇、湖南三省之兵,然后把他打平。其时水东宋氏已衰,而水西安氏独盛。到毅宗初年,才告平定。于是贵州省内,惟东南仍有一大苗疆,以古州为中心。而云南东北境,有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四土府。西南部普洱诸夷,亦和江外土司,勾结为患。清世宗以鄂尔泰总督云贵,到底把云南诸土司改流。鄂尔泰又委任张广泗,把贵州的苗疆打定。此等用兵,虽一时不免劳费,然在西南诸省的统治和开发上,总可算有莫大利益。惟四川西北境的大小金川,高宗用兵五年,糜饷七千万,然后把他打下,那就未免劳费太甚。亦可见清高宗的举措,都有些好大喜功,而实际则不免贻累于民了。

第七章清中叶的内乱

清朝的中衰,是起于乾隆时代的,这个读第四章所述,已可见其大概了。清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汉人的民族性,虽然一时被抑压下去,然而实未尝不潜伏着,得着机会,自然就要起来反抗。如此,就酿成了嘉、道、咸、同四朝的内乱。

清中叶的内乱,是起于一七九五年的。这一年,正是高宗传位于仁宗的一年。其初先借苗乱做一个引子。汉族的开拓西南,从大体上说,自然于文化的广播有功,便苗族,也是受其好处的。然而就一时一地而论,该地方原有的民族,总不免受些压迫,前章所述湖南永顺、乾州一带,当初开辟的时候,土民畏吏如官,畏官如神。官吏处此情势之下,自不免于贪求。而汉人移居其地的又日多,苗民的土地,多为所占。这一年,遂以“逐客民,复旧业”为名,群起叛乱。调本省和四川、云南、两广好几省的兵力,才算勉强打平。然而事未大定,而教匪已起于湖北了。

白莲教,向来大家都说他是邪教。从他的表面看来,自然是在所不免。但是这种宗教,是起于元代的。当元末,教徒刘福通,曾经努力于光复事业。而当清代,此教的势力,也特别盛,在清代起兵图恢复的,都自托于明裔,而嘉庆初年的所谓川、楚教匪,其教中首领王发生,亦是诈称明裔的。便可知其与民族主义不无关系。不过人民的程度不一,而在异族监制之下,光复的运动也极难,不能不利用迷信的心理,以资结合,到后来,遂不免有忘其本来的宗旨的罢了。然而其初意,则蛛丝马迹,似乎是不可尽诬的。

所谓白莲教,是于一七七五年被发觉的。教首刘松,遣戍甘肃。然其徒仍秘密传播。至一七九三年,而又被发觉。其首领刘之协逃去。于是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大索,骚扰不堪,反给教徒以一个机会。至一七九六年,刘之协等遂在湖北起事。同时,冷天禄、徐天德、王三槐亦起于川东。自此忽分忽合,纵横于川东北、汉中、襄郧之境。官军四面围剿,迄无寸效。你道为什么?原来高宗此时,虽然传位,依旧掌握大权。如此,和珅自然也依旧重用。和珅是贪黩无厌的,带兵的人,都不得不刻扣军饷,去贿赂他———当时得一个军营差使,无论怎样赤贫的人,回来之后,没有不买田、买地,成为富翁的——所以军纪极坏。而清朝当这时候,兵力本已不足用。官兵每战,辄以乡勇居前,胜则攘夺其功,败亦抚恤不及。匪徒亦学了他,每战,辄以被掳的难民居前,胜则乐得再进,败亦不甚受伤。加以匪势飘忽,官兵常为所败。

再加以匪和官兵,都要杀掠,人民无家可归的,都不得不从匪。如此,自然剿办连年,毫无寸效了。直到一七九九年,高宗死了,和珅伏诛,仁宗乃下哀痛之诏;惩办首祸官吏;优恤乡勇;严核军需;许匪徒投诚;又行坚壁清野之法;一面任能战之将,往来追逐。至一八○二年,大股总算肃清。明年,余匪出没山林的,也算平定。而遣散乡勇,无家可归的,又流而为盗。又一年余,然后平定。这一次乱事,前后九年,虽然勉强打平,然而清朝的政治力量,就很情见势绌了。

然而同时东南还有所谓艇盗。艇盗亦是起于乾隆末年的。当新阮得国之后,因财政困难,乃招徕沿海亡命,给以器械,命其入海劫掠商船。广东沿海,就颇受其害。后来土盗亦和他勾通。一发深入闽浙。土盗倚夷艇为声势,夷艇借土盗为耳目。夷艇既高大多炮,土盗又消息灵通。政府以教匪为急,又无暇顾及沿海。于是其患益深。一八〇二年,安南旧阮复国。禁绝海盗,夷艇失势,都并于闽盗蔡牵。后为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打败。又与粤盗朱濆相合。清朝用长庚总统闽浙水师,而前后督臣,都和他不合,遇事掣肘。一八○七年,长庚战死南澳洋面,朝廷继任其部将邱良功、王得禄。至一八一○年,才算把艇盗打。

平川、楚教匪定后,不满十年,北方又有天理教匪之乱。天理教,本名八卦教——后来的义和团,也是出于八卦教的。此时的天理教,是反清的,而后来的义和团,至于以扶清灭洋为口实,民族意识的易于消亡,真可以使人警惕了。当时天理教的首领,是大兴林清和滑县李文成。他们吸收徒众的力量极大。教徒布满于直隶、河南、山东、山西。便是清朝的内监,也有愿意做内应的。他们谋以一八一三年起事。乘清仁宗秋狝木兰时,袭据京城。未及期而事泄。李文成被捕下狱。林清仍进行其豫定计画。以内监为乡导,和内应,攻击京城。攻入东西华门的有百余人。文成亦被教徒劫出,攻占县城,杀掉知县。长垣、东明、曹县、定陶、金乡,都起而响应。虽然其事终于无成,亦足使清朝大吃一惊了。

天理教匪乱后八年,便是一八二○年,仁宗死了,宣宗即位。这一年,回疆又有张格尔之变。天山南路的回民,信教最笃。清朝的征服回部,本来不能使他们心服的。但是清朝知道他们风气强悍,事定之后,亦颇加意抚绥。回民丧乱之余,骤获休息,所以亦颇相安。日久意怠,渐用侍卫和在外驻防的满员,去当办事领队等大臣。都黩货无厌,还要广渔回女。由是民心愤怨。这一年,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就借兵敖罕,入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等城。清廷命杨遇春带着陕甘的兵,前往剿办,把张格尔打败。张格尔走出边。杨遇春又诱其入犯,把他擒杀。于是清廷命浩罕执献张格尔家属。这张格尔是回教教徒,认为教主后裔的,这如何办得到?于是清廷绝其贸易。浩罕就又把兵借给张格尔的哥哥玉普尔,使其入寇。交涉轇轕,直到一八三一年,才定议:清朝仍许浩罕通商,而浩罕允代中国监视和卓木的家族,这交涉才算了结。清朝在这时候,对外的威严,就也有些维持不住了。

第八章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打破中国几千年来闭关独立的迷梦的第一件大事。其祸虽若天外飞来其实酝酿已久不过到此始行爆发罢了。

中英通商问题种种轇轕,已见第五章。英国在中国的贸易,自一七八一年以后,为东印度公司所专、至一八三四年才废。公司的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公行言“散商不便制驭,请令其再派大班来粤”。粤督卢坤奏请许之。于是英人先派商务监督,后派领事前来,而中国官吏,仍只认为大班,不肯和他平行交接于是英领事义律,上书本国,说要得中国允许平等,必须用兵;而中英之间,战机就潜伏着了。而其时适又有一鸦片问题,为之导火线。

鸦片是从唐代就由阿剌伯人输入的。但只是作药用。到了明代,烟草从南洋输入,中国人开始吸食,其和以鸦片同熬的,则称为鸦片烟,才成为嗜好品。当时鸦片由葡萄牙人输入,每年不过二一百箱。而吸食鸦片烟,则当一七二九年之时,已有禁例。自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在中国的贸易后,在印度地方,广加栽种,而输入遂多。乾隆末年,粤督奏请禁止入口。嘉庆初年,又经申明禁令。鸦片自此遂成为无税的私运品,输入转见激增。海关每年,漏银至数千万两之巨一不但吸食成瘾,有如刘韵珂所说:“黄岩一邑,白昼无人,竟成鬼市。”林则徐所说:“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未免不成样子。而银是中国的货币,银价日贵,于财政、经济关系都是很大的。所以至道光之世,而主张禁烟的空气,骤见紧张。

当时内外的议论,都是偏向激烈的。只有太常寺卿许乃济一奏,较为缓和。宣宗令疆臣会议,覆奏的亦多主张激烈。而一八三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的一疏尤甚。于是重定禁例,而派林则徐以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

则徐既至粤,强迫英商,交出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悉数把他焚毁。又布告各国:商船入口,都要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的甘结,各国都愿遵照。惟英领事义律不可。则徐遂命沿海断绝英人接济。时英国政府,尚未决定对中国用兵;而印度总督,遣军舰两艘至澳门。义律大喜。以索食为名,炮击九龙。时则徐在沿海亦已设防,英人不得逞。乃请葡萄牙人出而转圜,请删甘结中人即正法一语,余悉如命。则徐仍不许。时英议会中,亦分为强硬缓和两派。然毕竟以九票多数,通过“对中国前此的损害,要求赔偿;对英人后此的安全,要求保证”。时为一八四○年四月。于是英人调印度、好望角的兵一万五千人,命伯麦和加至义律统率前来,而中、英的兵衅遂启。

英兵既至,因广东有备,转攻厦门。亦不克。乃北陷定海。投英国巴里满致中国首相的书。浙江巡抚不受,乃转赴天津。清宣宗是个色厉而内荏的人。遇事好貌为严厉,而对于事情的本身,实在无真知灼见。又没有知人之明。所以其主意很易摇动。当时承平久了,沿海各省都无备,疆臣怕多事,都不悦林则徐所为,乃造蜚语以闻于上。于是朝意中变。命江督伊里布赴浙江访致寇之由。又谕沿海督抚:洋船投书,许即收受驰奏。时林则徐已署理粤督,旋革其职,遣戍伊犂,而命琦善以钦差大臣赴粤查办。

琦善既至,尽撤林则徐所设守备。时加至义律有疾,甲必丹义律代当谈判之任。琦善一开口,就许偿烟价二百万。义律见其易与,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许。义律就进兵,陷沙角、大角两炮台。副将许连陞战死。琦善不得已,许开广州,割香港。英兵乃退出炮台。朝廷闻英人进兵,大怒。命弈山以靖逆将军赴粤剿办。英人遂进陷横当、虎门两炮台。提督关天培又战死,弈山既至,夜袭英军,不克。城外诸炮台尽陷。全城形势,已落敌人手中。不得已,乃令广州知府余葆纯缒城出见英人。许偿军费六百万,尽五天之内交出。而将军率兵,退至离城六十里之处。英兵乃退出虎门。弈山乃冒奏:“进剿大挫凶锋,义律穷蹙乞抚,惟求照旧通商,永遵不敢售卖鸦片。”而将六百万之款,改称商欠。朝廷以为没事了。而英人得义律和琦善所订的《草约》,以为偿款太少,对于英人后此之安全,更无保证,乃撤回义律,代以璞鼎查。续调海军东来,于是厦门、定海,相继陷落。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三总兵,同日战死。英兵登陆。陷镇海。提督余步云遁走。江督裕谦,时在浙视师,自杀。英军遂陷宁波。清廷以弈经为扬威将军,进攻,不克。而英人又撤兵而北。入吴淞口。陷宝山、上海。又进入长江,陷镇江,逼江宁。清廷战守之术俱穷,而和议以起。

先是伊里布因遣家人张喜,往来洋船,被参奏,革职遣戍。至是,乃用他和耆英为全权大臣,和璞鼎查在江宁议和。订立条约十三款。时为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是为中国和外国订立条约之始。约文重要的:

(一)中国割香港与英。

(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许英人携眷居住,英国派领事驻扎。

(三)英商得任意和华人贸易,无庸拘定额设行商。

(四)进出口税则,秉公议定,由部颁发晓示。英商按例纳税后,其货物得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除照估价则例加收若干分外,所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

(五)英国驻在中国的总管大员,与京内外大臣,文书往来称照会,属员称申陈,大臣批复称札行。两国属员往来,亦用照会,惟商贾上达官宪仍称禀。

这一次条约,和英国巴里满所要求的,可以说是无大出入。总而言之,是所以破前此(一)口岸任意开闭,(二)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三)税额繁苛,(四)不许英官和中国平行之局的。

五口通商的条约,可说是中国人受了一个向来未有的打击。当时的不通外情,说起来真也可笑。当时英人进犯鸡笼,因触礁,有若干人为中国所获。总兵达洪阿和兵备道姚莹奏闻。廷寄乃命其将“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之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在今日看起来,真正可笑而又可怜了。而内政的腐败,尤可痛心。当时广东按察使王廷兰,写给人家的信,说:“各处调到的兵,纷扰喧呶,毫无纪律。互斗杀人,教场中死尸,不知凡几。”甚而至于“夷兵抢夺十三洋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担负,千百成群,竟行遁去。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又说:从林则徐查办烟案以来,“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则前辙不能复蹈”。而刘韵坷给人家的信,亦说:“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真可使人惊然警惧了。然而仅此区区,何能就惊醒中国人的迷梦?

第九章太平天国和捻党之役

满族占据中国,倏忽二百年了。虽然他治理中国之法,还是取之于中国,然而在民族主义上,总欠光晶。加以他政治腐败,国威陵替,五口通商之役,以堂堂天朝,而受辱于海外的小蛮夷,这在当日,确是个非常之变。英雄豪杰,岂得不乘时思奋?于是霹雳一声,而太平天国以起。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他以一八一二年诞生,恰在民国纪元之前百年。他是有志于驱除异族,光复河山的人。要做光复事业,不得不和下层民众结合,乃不得不借助于宗教。广东和外国交通早,西教输入的年代亦多。所以洪秀全所创的上帝教,颇与基督教相近。以耶和华为天父,基督为天兄,而自称为基督之弟。和冯云山等同到广西传布,信他的人颇多。大多数都是贫苦的客民。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年间,广西年荒盗起,居民倡团练自卫,和教中人颇有冲突。秀全乘机,以一八五O年六月,起事于桂平的金田村。

时广西盗贼甚多,清朝派向荣等剿办,不利。洪秀全以起事的明年据永安。始建太平天国之号,自称天王。又明年,突围而出。攻桂林,不克。乃北取全州,浮湘而下。为江忠源乡勇所扼,改由陆道出湘东。攻长沙,亦不克,而清援军渐集,乃舍之,北出洞庭。克岳州遂下武、汉。沿江东下,直抵江宁,建为天京。时为一八五三年。

当洪秀全在永安时,有人劝他,由湘西出汉中,以图关中。秀全不能用。及克武、汉,又有主张北上的,以琦善统大兵扼河南,不果。天京既建,清向荣以兵踵至,营于城东孝陵卫,而琦善之兵,移驻扬州,是为江南、江北两大营。太平军殊不在意。当时派兵两支:一自安徽出河南北伐,一沿江西上。后来北伐的兵,因形势太孤,虽经河南、山西,打入直隶,毕竟为清兵所歼灭。这个从太平军一方面论起来,实在是件可惜的事。卫其西上之兵,则甚为得势。再破安庆、九江,占据武、汉,并南下岳州、湘阴。

此时清朝的兵,不论绿营、八旗,都不足用,乃不得不专靠乡勇。当时办团练的地方很多。而湘乡曾国藩,以在籍侍郎,主持办团之事。国藩仿戚继光之法,倡立营制。专用忠勇的书生,训练诚朴的乡农。又创立水师,以期和太平军相角逐。遂成为太平军的劲敌。湘军以一八五四年,出境作战。初出不利。旋复战胜,克复岳州。又会湖北兵复武、汉。然进攻九江不能克,而石达开坐镇安庆,遣兵尽取江西州县。国藩孤居南昌,一筹莫展,形势甚危。长江中流,太平军仍占优势。而天国于是时顾起了内讧,遂授清军以可乘之隙。

洪秀全的为人,似长于布教,而短于治政和用兵。既据天京之后,就深居简出,把军国大事,一切交给杨秀清。旋又相猜忌,乃召韦昌辉,使杀秀清。石达开闻变回京,昌辉又杀其家属。达开缒城而遁。自此别为一军,不复受天京节制,秀全又使秀清余党,杀掉昌辉。于是太平军初起诸人略尽,遂呈散漫之象。清军乘之,以一八五七年冬克武、汉。明年春,又复九江。胡林翼居武昌,筹饷练兵,屹为重镇。太平军仅据安庆和天京相犄角,形势就很危险了。

然而太平军中,还有后起之秀,足以支持危局的,那就是李秀成。其时清军上流一方面,分遣陆军攻皖北,水军攻安庆。下流一方面,向荣的江南大营,前此被太平军攻破,清朝用其部将张国梁,主持军事,于九江失陷之际,再逼天京而军。此时捻党已盛于江北李秀成和其首领张洛行相联络,把皖北的军事,交托悍将陈玉成,而自己入京辅政。玉成歼湘军精锐于三河集,安庆之围亦解。李秀成知道江南大营的饷源出于浙江。其时江北大营,已不置师,归江南大营兼统,泛地更广。乃出兵陷杭州,以摇动其军心。又分军扰乱各处,以分其兵力。而突合各路的兵猛攻之,大营遂溃。国梁走死。苏、松、常、太,相继皆下,太平军的形势又一振。

然而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单靠一个忠勇善谋战的李秀成,到底不能挽回太平天国的末运。清朝此时,胡林翼已死,乃用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发纵指示之责,集于国藩一身。国藩使弟国荃攻围安庆。陈玉成不能将将,诸将都不听命,遂不能救。一九六一年,秋间,安庆陷落。玉成战败走合肥,为苗沛霖所执,送于清军,被杀。曾国藩乃荐沈葆祯抚赣,左宗棠抚浙,以敌太平军方面李世贤、汪海洋的兵。使鲍超、多隆阿等分攻皖南、北。都兴阿镇守扬州。而使曾国荃沿江东下,杨岳斌、彭玉麟以水师为之声援,以逼天京。又使李鸿章募兵淮、徐,以图苏、松。李秀成力劝洪秀全出兵亲征,不听。请与太子俱出,又不听。秀成曾一度出兵江北,因张洛行已被擒,亦无成功。只得守了苏州,和天京作为声援。

借外力以平内乱是件可耻的事,亦是件可危的事。当道咸之世,清朝的昏馈反复,很为外人所厌恶。太平军在此时,很有和外人联络的机会,而太平军未肯出此——或亦是未知出此——清朝则似非所恤。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两役,外人在条约上所得的权利,实在多了,乃有助清人以攻太平军之议,清廷初亦未敢接受。然至苏、松失陷后,江苏巡抚薛焕和布政使吴煦,避居上海,到底藉外人所训练统率的华兵,即所谓常胜军者,以御太平军。此时中国兵弱,洋将多不听命。苏人避居上海的,乃自雇汽船七艘,以迎李鸿章的淮军。太平军既未能邀击。苏州诸生王畹,献策于李秀成,请先设计封锁或扰乱上海,俾外人避居,然后出而招抚,收为己用,秀成又未能用。李鸿章至,淘汰前所募兵,代以淮勇,都强悍能战;常胜军亦隶麾下,辅以精利的器械;而上海此时,饷源又甚丰富;太平军东路的形势,遂亦陷于危急。

李秀成此时,以一身负天京和苏州两方面守御的重任,兼负调度诸军之责。当一八六二年时,曾国荃已攻破沿江要隘,直逼天京。是年秋间,其军大疫。秀成合李世贤攻浙的兵,猛攻其营。凡四十六日,卒不能破。天京之围,自此遂不能解。至一八六三年初冬,而苏州又失陷,秀成乃入天京死守。明年六月,天京亦陷。天王已死,秀成奉太子福瑱出走。于路相失,为清军所获,死之。太子会李世贤、汪海洋之师入赣,亦为清军所执,殉国于南昌。海洋、世贤的兵,没于闽、粤。石达开先别为一军,历赣、闽、湘、桂而入川,欲图割据,亦为清兵合土司所擒。陈玉成败后,在皖北的陈德才,北入河南,闻天京紧急,率兵还救,不及,自杀。太平天国自立凡十五年,兵锋所至,达十六省,卒仍为满族所征服。

然而其余众合于捻党,犹足使清廷旰食者数年。所谓捻党,是很早就有的。太平军起而捻势亦盛。蔓衍于苏、皖、鲁、豫四省之间。雉河集的张洛行、李兆受为其首领。寿州练总苗沛霖,亦阴和太平军和捻党相通。清命袁甲三等剿之,无效。一八六〇年,英、法兵陷京城。捻众亦乘机北略,至济宁。英、法兵既退,乃命僧格林沁剿办。僧格林沁攻破雉河集,张洛行、李兆受都死。苗沛霖亦被陈玉成余众所杀,捻势稍衰。太平天国既亡,余众多合于捻,其势复盛。僧格林沁勇而无谋。捻众多马队,其势飘忽,僧格林沁常为所致。遂以一八六五年,败死于曹州。清廷命曾国藩往剿。国藩首创圈制之法。练黄河水师。以济宁、徐州、临淮关、周家口为四镇,各派重兵驻扎。于运河东岸,贾鲁河西岸筑长墙,想把捻众蹙之一隅。

然而止不住捻众的冲突,一八六六年,捻众突围而出,张宗禹入陕,赖文光入山东,于是罢国藩,代以李鸿章。鸿章仍守国藩遗策,倒守运河,把东捻逼到海隅。于一八六七年打定。其西捻则由左宗棠剿击。宗棠败之渭北。捻众乃北犯延绥,渡河入山西。再出河南,以入直隶。宗棠率兵追击。李鸿章亦渡河相助。命直隶之民,多筑寨堡以自卫,而沿黄、运二河筑长墙以守。至一八六八年,才把他逼到黄、运、徒颊之间打平。

捻匪不过是扰乱,说不上什么主义的。太平天国,则当其兵出湖南时,即已发布讨胡之令。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其定都金陵后,定田制,改历法,禁蓄妾及买卖奴婢,并禁倡伎,戒缠足,颁天条以为法律,开科举以取士,亦略有开创的规模,且颇富于新理想。有人说:“中国当日,恶西教正甚,而太平天国,带西教的色彩很重,这是其所以失人心的原因。”然而天王的创教,本不过是结合的一种手段,兵势既盛之后,亦未曾尽力推行。太平天国的灭亡,其中央无真长于政治和军事的人才,实在是其最大的原因。而其据天京之后,晏安鸩毒,始起诸人,不能和衷共济,反而互相残杀。又其后来,所谓老兄弟者日少,新兄弟日多,军纪大坏,亦是其致亡的原因。太平天国,提唱民族主义,曾国藩等,则揭橥忠君主义,以与之对抗。在当日,自然是忠君主义,易得多数人的扶助,然而民族主义的源泉,终不绝灭,遂潜伏着,以待将来的革命。

第十章英法联军之役

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为从古未有的奇变,然其实不过外人强迫通商的成功而已。在实际上,关系还不算很大。其种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实在又是五口通商以后,陆续所造成的,至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而作一总汇。

《江宁条约》成后,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死后,耆英代之,与英另订《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而法、美、瑞典,亦相继和中国订立条约。惟俄国仍不准在海口通商。

交涉的轇轕,起于广东英人入城问题。先是一七九三年,高宗曾有“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省城”之谕。此时另订条约,国交一新,此项上谕,自然无效,而粤民仍执之以拒各国领事入城。粤中大吏,既不能以法令效力,后胜于前的道理,晓谕人民,又不敢明拒外人;而依违其间,于是粤民遂自办团练,欲以拒绝外人。以为官吏软弱,寖至官民亦生龃龉。耆英知道交涉是棘手的,乃阴谋内召。先是《江宁条约》,订明舟山、鼓浪屿的英兵,须俟赔款交清后,方行撤退。一八四六年,赔款清了,耆英要求英人撤兵。又另订条约五条,申明许英人入城,而中国不得以舟山群岛,割让他国。明年,耆英内用,英人请实行入城之约。耆英知道广东民气难犯,请展期两年。英人也答应了。

于是徐广缙为总督,叶名琛为巡抚。两人都是有些虚怯之气,好名而不通外情的。一八四九年,英人以入城之期已届,又请实行。广缙登舟止之。英人谋劫广缙,以求入城,广东练勇数万人,同时聚集两岸,呼声震天。英人惧,乃罢入城之议。事闻于朝,封广缙一等子,名琛一等男,都世袭。余官均照军功例,从优议叙。并传旨大奖粤民。于是广东人民,更为得意。遂散布流言要破坏通商之局。英人闻之,写信给广缙,请另定《广东通商专约》。广缙要求其将不入城列入《专约》之中,英人也答应了。此时广缙,名琛,都很负时望。

一八五〇年,宣宗死了,文宗继立。明年而徐广缙移督湖广,叶名琛代为总督。此时太平天国正盛,清廷怕多生枝节,亦谕令交涉谨慎;而名琛以为外国人不过虚声恐喝,遇事多置诸不理。既不能措置妥帖,而又不设防备。这时候,沿海的中国船,颇有恃外国旗号为护符的。一八五六年,有在英国登记,而业经满期的亚罗船,停泊粤河,为水师千总捕去十三人。英领事巴夏礼,要求省释。叶名琛也把所捕的人送还了。而英人又要趁此要求入城,拒绝弗受;而提出四十八小时内无确实答复,作为谈判破裂的警告。名琛置诸不答,英兵遂陷广州。然既不得本国政府的允许,而兵又少,旋又退出。而粤人又尽焚英、法、美诸国商馆。巴夏礼遂驰书本国政府请战。

时英国议会,亦不主开衅。英相巴马斯顿,把他解散,另行召集。通过“要求中国改订条约,并赔偿损失,否则开战”的议案。英国又要约俄、法、美三国。俄、美仅派使臣偕行,而法国因广西地方,教士被杀,派兵和英国同行。

一八五七年,四国使臣到广州。英使先致书名琛,要求会议改约和赔偿损失,法美愿任调停。名琛均置不答。英、法兵遂陷广州,名琛被虏。四国要求派遣全权大臣至上海议善后。由江督何桂清奏闻。朝命革名琛职,代以黄宗汉。命英、法、美三使回广东,听候查办。对俄国,则申明海口不许通商之旨,令回黑龙江,和将军会议。四使不听,径行北上。明年三月,至天津。四月,陷大沽炮台。清廷乃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津,和四使会议。各订条约。其税则,命其赴沪会同何桂清,和各国会议。又成《通商章程》十条。英、法、美三国相同。是为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

其明年,英、法二使来换约。时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请其改走北塘。弗听。强航白河。为炮台守兵所击,狼狈走上海。一八六〇年,英、法再派兵来。先照会何桂清,说:“若守《天津原约》,仍可罢兵。”而清廷上谕,又说他“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由自取,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于是兵端之启,遂无可避免,此时清廷亦怕启衅,所以美使后至,遵命改走北塘,即许其在天津换约。虽封锁大沽,然仍留北塘为款使议和之地。而僧格林沁又惑于“纵洋人登陆,以马队蹙而歼之”之说,遂弃北塘不守。其所埋地雷,为汉奸告知英人掘去。于是英、法兵从北塘登陆,攻陷大沽炮台。僧格林沁退驻张家湾。清廷不得已,再派怡亲王载垣和英、法议和。有人告载垣,说“巴夏礼衷甲将袭我”。载垣惧,以告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执巴夏礼。英、法兵进攻,僧格林沁败绩。助守的禁军和旗兵亦都败。文宗乃逃往热河,而留恭亲王奕守京城。旋以为全权大臣。英、法兵胁开京城,又焚圆明园。奕奕惧不敢出。因俄使伊格那提业幅的保证,乃出而与英、法议和,重行订定条约,是为《北京条约》。

这两约,实在是把五口通商以后,英、法两国所订的条约,合并整理而成的;而又有新丧失的权利。论口岸,则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及沿江各口。因此内河航行之权,亦和外人相共。领事裁判和关税协定,都自此确定。内地游历通商和传教的条文,亦起于此两约。前此清朝中央政府,恒不愿与外人直接交涉,至此则接待驻使,亦成为条约上的义务了。而又把九龙割给英国。赔英、法军费及商亏,各八百万两。《美约》还是一八五八年所定的,所以和英、法两约,又有不同。然各国的条约,都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异同,也不足计较了。至对于俄国的条约,则损失尤大,别见下章。

第十一章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侵略国的思想,是爱好平和之国所梦想不到的。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所以黑龙江两岸,远较西伯利亚为膏腴,尚且不能实力经营。若说如俄国,立国本在欧洲,却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这是万想不到的事。然而近世的帝国主义,则竟有如此的。所以近世中国受列强的侵削,历史上国情的不同,实在是其最重要的根原。

凡事不进则退。《尼布楚条约》,中国看似胜利,然而自此以后,对于东北方,并没有加意经营;而俄人却步步进取,经过一世纪半之后,强弱自然要易位了。一八四七年,俄皇尼古拉一世以木喇福岳福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木喇福岳福派员探测,始知库页之为岛。一八五〇年,俄遂建尼哥来伊佛斯克为军港。一八五二年,进占德喀斯勒湾和库页。东北的风云,就日形紧急了。

这一年,俄、土开战,英、法要援助土耳其。木喇福岳福归见俄皇,极陈当占据黑龙江,于是决议和中国重行议界。而俄国的外务部,不以为然。致书中国,请协定格尔必齐河上流界标。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勘。此时若能迅速定议,自是中国之利。而派出的人员,或以冰冻难行,或以期会相左,辗转经年,终无成议。而俄国已和英、法开战,尼古拉一世,已畀木喇福岳福以极东的全权,得径和中国交涉了。

木喇福岳福致书中国政府,说为防守太平洋起见,要从黑龙江运兵,请派员会议疆界,使者至恰克图,中国不许其进京。木喇福岳福遂径航黑龙江,赴尼科来伊佛斯克布防。瑷珲副都统见其兵多,不敢抗拒。一八五五年,木喇福岳福和黑龙江委员台恒会晤。借口为防英、法起见,黑龙江口和内地,必须联络,请画江为界。台恒示以俄国外务部来文,说该文明认黑龙江左岸为中国之地,何得翻议?木喇福岳福语塞,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置诸缓议。这时候,朝命吉、黑两将军和库伦办事大臣照会俄国,说此次画界,只以未设界碑的地方为限。会尼古拉一世卒,亚历山大二世立。俄外部仍不以木喇福岳福的举动为然。木喇福岳福乃再西归,觐见俄皇,自请为中俄画界大使。且请合堪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岸和黑龙江口之地,置东海滨省。其时江以北之地,实际上几尽为俄国所占,清朝不过命吉、黑两将军,据理折辩,而且命理藩院行文俄国,请其查办而已。

然而一八五七年,普提雅廷到天津,以画界为请,上谕仍说交界只有乌特河一处未定,饬其回黑龙江会议。及一八五八年,英、法兵陷大沽,木喇福岳福带着兵到黑龙江口,派人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说自己要到瑷珲去,可以就便开议。于是中国派奕山为全权大臣,和木喇福岳福定约三条:把黑龙江以北之地,都割给俄国,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是为《瑷珲条约》。此约成后,侍讲殷兆镛,劾奕山“以黑龙江外之地,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然奕山在当日,亦曾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这时候的情形,恰和结《尼布楚条约》时相反,傥使开战,中国是万无幸胜之理的,徒然弄得牵涉更广。所以边疆的不保,是坏在平时边备的废弛,并不能专怪哪一个人。

这时候,普提雅廷在天津,仍以添设通商海口;由陆路派员赴黑龙江,再清疆界为请。清朝对于俄国,前此迄未许其在海路通商。这时候,仍限于每国通商,只许五口。先是一八五〇年,俄人请在伊犂、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三处通商,清廷议许伊犂和塔尔巴哈台,而拒绝喀什噶尔。以奕山为伊犂将军,和俄国订立《通商章程》。所以这时候,清朝说俄国通商,已有三口,若再援五口之例,则共有八处,他国要求,无以折服,乃命于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后来因要借俄、美之力,以牵制英、法,乃先和俄、美两国订约,把前此所争执,概与通融。是为一八五七年俄国的《天津条约》。约中订明:(一)以后行文,由俄外务部直达军机处或特派的大学士。俄使遇有要事,得由恰克图故道,或就近海口进京。(二)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三)陆路通商,人数不加限制。(四)许在海口和内地传教。(五)京城恰克图公文,得由台站行走。(六)而仍有派员查勘边界一条。

于是俄国以伊格那替业幅为驻华公使。一八六〇年之役,奕奕本惧不敢出,因俄使力保,和议才得成就。于是俄使自以为功,再和中国订立《北京条约》:就把(一)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亦割属俄国。(二)交界各处,准两国的人,随便贸易,并不纳税。(三)恰克图照旧到京。所经过的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四)在库伦设立领事。(五)西疆再开喀什噶尔。(六)而其未定之界,则此约第二条预行订定大概,以俟派员测勘。这两约,不但东北割地之广骇人听闻,而蒙古、新疆方面,亦几于藩篱尽撤,就伏下将来无穷的祸根了。约既定,俄国遂将黑龙江以北之地,设立阿穆尔省,而将乌苏里江以东,并入东海滨省并建海参崴为军港。

第十二章西北事变和中俄交涉

西北本是兴王之地,在汉、唐之世,都以此为天下根本。当时关中的武力和文化,都为全国之冠。凉州的风气,尤其强悍。所以经营西域的力量,也非常之强。自宋以后,武力不竞。北方迭受异族的蹂躏,国都非偏在东南,则僻在东北。西北方的实力,遂渐渐落后。而自元以后,回教盛行于西北,汉、回之间,尤其多生问题。

中国人是不甚迷信宗教的,所以争教的事情很少。但是信仰回教的人民,因其习俗不同,不易和普通人民同化,而汉、回之间,遂不免留着一个界限。在平时的争执,原不过民间的薄物细故。但是回人团结,而汉人散漫。所以论风气,是回强而汉弱。在官吏,就不免袒汉而抑回。到回民激而生变,则又不免敷衍了事。酿成了“汉、回相猜,民怨其上”的局面。咸同大乱之时,又发生所谓回乱。

回乱是起于西南,而蔓延于西北的。一八五五年因临安汉回的冲突,渐至蔓延。永昌的回民杜文秀,就起兵占据大理。回酋马德新,则居省城,挟巡抚徐之铭为傀儡。之铭亦挟回以自重。清朝所派的督抚,不能到任的很多。后来布政使岑毓英,结回将马如龙为援。先定省城。次平迤东,诛叛酋马连升。清朝即用为巡抚,直到一八七二年,才把大理克复,云南全省打定。总计其始末,也有十八年了。但还是限于一隅的。至西北则事变更形扩大。

西北的回乱,是起于一八六二年的。先是陕西募回勇设防。及是年,太平天国的陈德才,合捻党以入武关。回勇溃散。有和汉人冲突的。彼此聚众相仇。而云南叛回任五,此时匿居渭南,遂诱之为乱。清朝派胜保剿办,无功。赐自尽,改派多隆阿。回众被驱入甘肃。于是固原、平凉和宁夏一带,回乱大炽。回酋马化龙,居金积堡,白彦虎居董志原,为其首领,陕西北部的游勇、土匪,亦都由叛回接济,到处糜烂。叛回又派遣徒党,四出招诱。于是回酋妥得璘,以一八六四年,据乌鲁木齐。旋陷吐鲁番。据南路八城。至一八六六年,遂陷伊犂和塔尔巴哈台。其时汉人亦有起兵自卫的,以徐学功为最强。而敖罕又把兵借给张格尔的儿子布苏格,令其入据喀什噶尔。一八六七年,布苏格为敖罕之将阿古柏怕夏所废。自称喀什噶尔汗。和徐学功连和。合攻乌鲁木齐,妥得璘走死。地皆入于阿古柏。于是阿古柏想联合回教徒,在中、英、俄三国之间,建立一国。因徐学功的内附,介之以求封册,而通使于英、俄和土耳其。先是伊犂危急时,将军明绪、荣全,都想借助于俄。俄人卒未之应。及阿古柏陷北路后,俄人因与回众冲突,于一八七一年,占据伊犂。然仍与阿古柏订立《商约》。英人则更想扶助之以拒俄。英国的公使,亦替他向中国代求封册。

时中国以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因追剿捻匪,无暇顾及回乱,所以陕、甘两省,更形糜烂。到一八六八年,捻匪平了。宗棠乃回到西安。先出兵肃清陕西。进取甘肃。甘回分扰陕西,宗棠又回兵定之。至一八七二年,而甘肃自黄河以东皆定。马化龙被杀,宗棠又进兵河西。一八七三年,河西亦定。白彦虎走归阿古柏。

其时英人仍为阿古柏祈请,而中国亦有因军费浩大,主张以南路封之的,左宗棠力持不可。一八七五年,乃以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宗棠任刘锦棠,先进兵北路,一八七六年,复乌鲁木齐。明年,遂克辟展,进取吐鲁番。其时敖罕已为俄国所灭,而南路缠回,亦和阿古柏不洽。阿古柏穷蹙,乃饮药自杀。其子伯克胡里,仍据喀什噶尔,而白彦虎则据开都河,以拒华军。一八七八年,刘锦棠又进兵定之。两人都逃入俄国。于是天山南北路皆平。而伊犂仍为俄人所据,而中、俄的交涉遂起。

从一七五九年,天山南北路平定以来,中国西北数千里,都和俄国接界,而地界则自一七二八年以后,迄未重定。所以中俄边界,西方仍只规定至沙宾达巴哈为止。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订明“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自沙宾达巴哈往西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此约之误,在常驻卡伦四字。其后一八六四年,明谊和俄人定立界约,就把乌里雅苏台以西之地,丧失一大段了。明谊之约既定,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塔尔巴哈台所属,均由中国派员,于一八六九、一八七〇两年间,与俄会立界牌鄂博,而伊犂属境,始终未及勘定。

所以中国此时,所重要的,实仍在画界问题。画界既定。则伊犂不索而自回,若但索一个伊犂城,就是走的下着了。而中国当日,派出一个全不懂事的崇厚到俄国去会议。不但在地界上损失甚巨,别一方面的损失,更其不可思议。议既定,中外交章论劾。主战之论大盛。郭嵩焘上书力争,论乃稍戢。于是改派曾纪泽使俄。于一八八〇年,与俄重定条约,总算把崇厚的原约,争回了些。然而其所损失,业已很大了。

要明白中、俄的《伊犂条约》,先得知道前此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原来俄国人对于东北,固然要想侵略,而其对于蒙古,亦是念念不忘的。于是《北京条约》立后,俄人又要求到京城通商。又要在蒙古地方,随意通商。又要在张家口设立行栈、领事。且借口陆路运费贵,定税不肯照海口一律。于是于一八六二年,订立《陆路通商章程》。一八六五、一八六九两年,又两次修改。准(一)俄人于两国边界百里之内,均无税通商。(二)中国设官的蒙古地方,和该官所属的盟、旗,亦许俄人随意通商,不纳税。其未设官的地方,则须有俄边界官执照,方许前往。(三)由陆路赴天津的,限由张家口、东坝、通州行走。(四)张家口不设行栈,而准酌留货物销售。(五)税则许其三分减一。中国这时候,于商务的盈亏和税收,都不甚措意。所最忌的,是外人的遍历内地。所以所兢兢注重的,全在乎此。

崇厚原约,收回伊犂之地,仅广二百里,长六百里,曾纪泽改订之约,则把南境要隘,多索回了些,而原约偿款五百万卢布,改至九百万。肃州、吐鲁番两处,均许设领事。原约尚有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改约订明俟商务兴旺再议。而将蒙古的贸易,扩充至不论设官未设官之处,均准前往。凡设领事之处和张家口,都准造铺房行栈。而天山南北路通商,亦许暂不纳税。此约虽较原约为优,然所争回的地界,亦属有限;而后来定立界牌,于约文之外,又有损失。西北的境界遂大蹙,而蒙、新两方面,自此已后,亦就门户洞开了。

当曾纪泽使俄时,俄人持原议甚坚。其舰队又游弋辽海以示威。中国亦召回左宗棠,命刘锦棠代主军务。李鸿章在天津设防。后来总算彼此让步,把事情了结了。中国知道西北情势的危急,乃于一八八二年,改新疆为行省。

第十三章晚清的政局

中国地方大而政治疏阔,要彻底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一朝中衰之后,很难于重振。何况清朝,从道光以来,所遭遇的,是千古未有的变局?然而这时候,清朝还能削平内难,号称中兴,这是什么理由呢?这都是汉人帮他的忙。

清朝人满、汉之见,是很深的。从道光以前,总督用汉人的很少,专征更不必论了。到咸丰初年,而局面一变。清仁宗中岁以后,是信任曹振镛的。振镛的为人,琐屑不知大体。宣宗则初任曹振镛,后相穆彰阿。穆彰阿是个柔佞之徒。鸦片战争之役,他竭力主持和议。旧时人的议论,有诋为权奸的。其实他哪里说得上权奸?不过坐视宣宗的轻躁,而不能匡正罢了。宣宗死于一八五〇年,子文宗继立。文宗在清代诸帝中,汉文的程度号称第一。亦颇有志于图治。这时候,正值海疆多事,太平军又已起兵之际,时事很为艰难。文宗乃罢斥穆彰阿、耆英,昭雪林则徐、达洪阿、姚莹等。又下诏求直言。曾国藩、倭仁等,都应诏有所论列。海内翕然,颇有望治之意。此时因内外满员,多属昏愦庸懦,不足任用。军机大臣文庆,力言于帝,说要重用汉人。文宗颇能采纳。这是咸同时代,所以能削平内乱的根本。

专制政体,把全国的事情,都交给一个人做主。于是这一个人的智愚仁暴,就能使全国的人民,大受其影响。而君位继承之法,又和家族中的承继,并为一谈。于是家庭间的争夺,亦往往影响于国事。这是历代都是如此的,到晚清仍是其适例。清文宗因时事艰难,图治无效,意思就倦怠了。其宗室中,载垣、端华、肃顺,因此导之以游戏,而暗盗政权。军机拱手而已。一八六〇年,文宗因英、法联军进逼,逃到热河。英、法兵退了,群臣都恳请回銮,载垣等以在热河便于专权,暗中阻止。明年,文宗就死在热河。文宗皇后钮祜禄氏无子,贵妃叶赫那拉氏,生子载淳,是为穆宗。年方六岁。载垣等宣布遗诏,自称赞襄政务大臣。叶赫那拉氏和奕奕等密谋回銮。到京,便把载垣、端华、肃顺执杀。于是尊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时垂帘听政。而实权都在那拉氏。

载垣等三人之中,肃顺颇有才具。重用汉人之议,肃顺亦是极力主张的。那拉后、奕奕,虽和肃顺是政敌,却于此点能遵循而不变。当时沈桂芬、李棠阶等,尽忠于内;湘淮诸将,戮力于外;所以能把内难削平。内难既定之后,那拉后渐渐的骄侈起来。穆宗虽是那拉后所生,却和钮祜禄后亲昵。一八六九年,那拉后所宠的太监安得海,奉后命到广东。路过山东,山东巡抚丁宝祯,把他捉起来,奏闻。清朝的祖制,太监不准外出,出宫门便要处死的。那拉后无可如何,只得许其照办。有人说:此事实是穆宗授意的。从此母子之间,更生隔阂。一八七二年,穆宗将立皇后。钮祜禄氏属意于尚书崇绮之女阿鲁特氏。那拉后欲立凤秀之女富察氏,相持不能决。乃命穆宗自择。穆宗如钮祜禄后之意,那拉后大怒。大婚之后,禁止穆宗不得和皇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因以致疾,于一八七四年病死。宫中讳言是出天痘死的。

清朝当高宗时,曾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之例。穆宗死后无子,照清朝的家法,自应在其侄辈中选出。但如此,那拉氏便要做太皇太后,未免位高而无权。加以醇亲王奕譞的福晋,是那拉氏的妹妹。所生的儿子载湉,就是那拉氏的外甥。于是决意迎立了他是为德宗。年方四岁,两宫再垂帘。钮祜禄氏虽然无用,毕竟是嫡后,那拉氏终有些碍着他。一八八一年,钮祜禄后忽然暴死。那拉氏从此更无忌惮。宠太监李莲英。罢奕奕,而命军机大臣遇事和奕譞商办。卖官鬻爵。把海军衙门经费,移修颐和园。一八九一年,德宗大婚亲政。然实权仍都在那拉后之手。因此母子之间,嫌隙更深。遂成为戊戌政变的张本。

中国当道咸之世,很不愿意和外人交接。被迫通商,实在是出于无奈。同治初年,还是这等见解。所以当时欧美各国来求通商,还是深闭固拒。但是到后来,迫于无可如何,也就只得一一和他们订约了。至一八六七年,总署乃奏派志刚、孙家榖及美人蒲安臣等出聘有约各国。在美国定约八条。在欧洲各国,则申明彼此交涉。当以和平公正为主,不可挟持兵力,约外要求。这实在是中国外交更新的第一声。惜乎后来未能继续进行。至于改革,前此是说不到的。同治以后,湘淮军中人物,主持政事。他们都是亲身经历,知道西洋各国,确有其长处,我们欲图自强,是万不能不仿效的。于是同文馆、广方言馆、制造局、船厂、水师和船政学堂,次第设立。轮船、电报、铁路、邮政、新法采矿等,亦次第兴办起来。但所学的,都不过军械和技艺的末节,这断不足以挽回国势,而自进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且当时,还有顽固守旧之士,听说要造铁路,就说京津大路,从此无险可守的。闻同文馆将招正途出身的人学习,就以为于人心士气,大有关系的。又有一种不谙国际情势,而专唱高调,自居于清流之列的。在民间,则因生产方法之不同。而在经济上,渐渐受外国的侵削。而大多数平民,依旧是耕凿相安,不知道今日是何世界;即读书人亦是如此。这都是几千年以来的积习,猝难改革,而外力却愈逼愈深,就演成晚清以后种种的事变。

第十四章中法战争和西南藩属的丧失

藩就是藩篱的意思。中国历代,所谓藩属,是外国仰慕中国的文明,自愿来通朝贡;或者专制时代,君主好大喜功,喜欢招徕外国人来朝贡,以为名高,朝聘往来,向守厚往薄来主义。从不干涉人家的内政,或者榨取什么经济上的利益。在国计民生上,是无甚实益的。所以历代的政论家,多以弊中国事四夷为戒。然当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有一藩属,介居其间,则本国的领土不和侵略者直接,形势要缓和许多。所以当此时代,保护藩属,实在是国防和外交上的要义。然而中国却不能然,藩属逐渐沦亡,本国的边境也就危险了。

西南的属国,后印度半岛三国最大。当十八世纪的前半,尚在五口通商之前,安南和缅甸即已和英、法有接触。旧阮为新阮所灭后,其遗族遁入暹罗。后来借暹罗和法国的助力,于一八〇二年灭新阮,仍受封于中国,为越南国王。当越南人借助于法时,曾和法国人立有草约。许事定后割化南岛,租借康道耳岛,并许法人自由来往居住。后因法国发生革命,此约未曾签字。越南复国后,但许法人来往居住,而未曾割地,其历代君主,又多仇视外人。因此,当中国订立《天津条约》之年,法国和西班牙就联兵入广南。明年,陷下交趾。越南无力抗拒。于中国订立《北京条约》之后二年,和法国立约:割边和、嘉定、定祥三州及康道耳群岛。一八六七年,法越又因事启衅。法人取永隆、安仁、河仙三州。下交趾遂尽为法有。这时候,马如龙因平回乱,使法商秋毕伊购买军械。秋毕伊发见溯航红河,可通中国,遂于一八七二年,强行通航。因此又和越南启衅。法人占据河内、北宁一带。先是太平天国亡后,其将吴琨占据越南边境,其后分为黄旗兵和黑旗兵,而黑旗兵较强。越南人乃结其首领刘义以拒法。把法国的兵打败!法人乃和越南结约:声明越为自主之国。割下交趾属法。从红河至中国云南的蒙自,许法人自由航行。而撤河内一带的驻兵。时为一八七四年。法人以此约照会中国。中国不承认越南自主,提出抗议。法人置诸不理,仍和越南订结《通商条约》。

其缅甸和英国的冲突,则起于一八二四年。先两年,阿萨密内乱,缅人据其地。阿萨密求救于英。英印度总督,遂于是年出兵,据仰光。缅人连战不胜。乃于一八二六年,和英人议和。割阿萨密、阿剌干、地那悉林与英。许英人订约通商。到一八五一年,又因商人受虐起衅。缅甸再割白古以和。自此缅人没有南出的海口,伊洛瓦谛江流域贸易大减,国用日蹙。缅人屡图恢复,终无成功。

廓尔喀、不丹、哲孟雄,都是西藏南方的屏蔽,而哲孟雄尤为自印入藏要途。当林则徐烧烟之年,英人已向哲孟雄租得大吉岭之地。到英法联军入北京的一年,又取得哲孟雄境内铁路敷设之权。于是西藏藩篱渐撤。缅甸和西藏都是和云南接界的,英人遂固求派员从印度入云南探测,总署不能拒,于一八七三年允许了他。明年,英国的印度总督,遂派员前往,英使威妥玛又遣参赞从上海溯江往迎。又明年,至腾越厅属的蛮允,被杀。印度所派武员续至,亦被人持械击阻,退入缅甸境。中国派员入滇查办。说英国参赞是野匪所杀,击阻印度所派探测队,是南甸都司李珍国主谋。而英人定说系大员主使。威妥玛因此出居芝罘,交涉几至决裂。乃由李鸿章追踪往议。于一八七六年定约:中国许滇缅通商。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口。重庆许英派员驻扎,查看川省英商事宜,侯轮船能驶抵重庆时,再议英国商民在彼居住及开设行栈之事。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均准英商停轮,上下客商货物。而另订专条,许英派员由北京,或历甘肃、青海,或自四川入藏抵印,探访路程;或另由藏、印交界,派员前往。这一次条约,英人因一参赞之死,所得亦不可谓之薄了。

《芝罘条约》定后六年,即一八八二年,法人复和越南启衅,陷河内。越南始来求援。中国遂由云南方面派兵入越南。这一年冬天,法国公使到天津,李鸿章和他商议:彼此撤兵画河内为界,北归中国,南归法国保护。红河许各国通航,而中国在劳开设税关。法使无异议。鸿章命驻法公使曾纪泽和法外交部定约。因法国求偿军费,不决。明年,法兵攻顺化。越南立约,许受法国保护。时中国方面,李鸿章主和,而彭玉麟等主战,清廷初以鸿章节制两广、云、贵军务。旋移鸿章督直隶,代以玉麟,而命滇、粤出兵。越南亦因政变,否认保护之约,战端遂启。旋云南、广西兵入越南的,战皆不利。乃复由李鸿章在天津和法使议定和约:中国许撤兵,承认法越前后条约。惟不得碍及中朝体制,而法允不索兵费。旋因撤兵期误会,中、法兵冲突于北黎。法人复要求赔偿兵费一千万镑。中国已批准草约,而此议仍不能决。法人乃欲占据一地,以利谈判。命其海军攻基隆,而致最后通牒于中国,将偿金减为三百二十万镑,限四十八小时答复。中国亦停止商议。而正式的战事以起。

时北洋方面,主持外交军事的是李鸿章。鸿章是顾虑国力,始终不愿启衅的,所以电令在福建方面的张佩纶等,勿得先行开衅。我福州的海军,遂为法所袭击。兵舰十一艘沉其九,船政局和马尾炮台都被毁。明年,法舰又入黄海,封锁宁波口,破镇海炮台。又南陷澎湖。其陆军亦破谅山,陷镇南关。然刘铭传弃基隆而守淡水,法军进攻,卒不能克。其海军大将孤拔,又因伤而死。而广西提督冯子材,亦大破法兵于镇南关,长驱复谅山。云南岑毓英的兵,亦击破法兵,进逼兴化。乃由英国调停。由李鸿章在天津,再与法国立约:(一)法越条约,中国悉行承认。惟中越往来,不得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然亦不致有违此次之约。(二)画押后六个月,派员查勘边界。(三)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后来界约和商约,于一八八七年成立。广西开龙州,云南开蒙自和蛮耗。中国货入越南的,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越南货入中国的,则减十分之三。

缅甸自十八世纪以来,时有内乱。当一八八二年时,法人曾与结密约,允代监禁缅甸要争位的王族,而缅甸人许割湄公河以东属法。明年,此约宣露。英人大惊。乃于一八八五年,乘中法多事之秋。发兵陷蒲甘。遂陷旧都阿瓦和新都蛮得。俘其王,致诸印度。缅甸遂亡。中国和英交涉,英人说缅甸史籍,但称馈赠中国礼物,并无入贡明文,不肯承认缅甸为中国藩属。后来又说缅甸曾和法国立约,傥使仍立缅王,《法约》即不能废,欲由缅甸总督派员来华。这时候,英人将实行《芝罘条约》,派员由印入藏。中国欲杜绝此事。乃于一八八六年,和英人订立《会议缅甸条款》:(一)中国认英在缅政权。(二)每届十年,由缅甸总督选缅人入贡。(三)彼此会勘边界,另议通商专章。(四)而将派员入藏之事停止。

当英人初并缅甸时,因虑缅人不服,而中国从中援助,所以愿允中国展拓边界,并允将大金沙江,作为两国公共河流。中国要求八莫,英人未允,而允另勘一地,由中国设官收税。曾纪泽在英和英国外部互书《节略》存案,后来中国迁延未办。到一八九二年,薛福成再向英国提起,英国人就说《节略》在一八八六年条约之前,不肯承认。一八九四年,福成和英国订立《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一)所谓展拓边界者,遂仅允以北丹尼、科干之地归我。两属的孟连、江洪,上邦之权,仍归中国。惟未经与英议定,不得让给他国。(二)中国运货和运矿产的船,得在大金沙江行走。税钞和一切事例,与英船同。(三)其出入货品,照海口减税十分之三,或十分之四,则和法、越之约一律。中国的边界,向来是全不清楚的。当初和英国议界时,曾要求腾越所属汉龙、天马、虎踞、铁壁四关。汉龙、天马,本无问题。虎踞、铁壁,照云南省的地图,亦均在中国界内。英人以为必不致误,遂许照原界分画,后来实行查勘,才知道二关久为缅占,英人遂不肯归还。而汉龙、天马,虽许归还,汉龙又不知所在,于此约中订明“由勘界官查勘;若勘得在英国界的,可否归还中国,再行审量”,岂非笑柄?而此约所定之界,于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又未能分画,订明俟将来再定,遂为后来英人占据片马的根本。

《英约》所以订明孟连、江洪,不得割让他国,所防的是法国。法国既并越南之后,就想侵略暹罗。暹罗在后印度半岛三国中,是最能输入西方文化的,所以未致灭亡。然靠他独拒英、法,自然力亦不足。一八九三年,法人以湄公河东曾属越南为口实,向暹罗要求割让,暹罗不能拒。而中国车里辖境,亦大半在湄公河以东,法人以画界为请,遂于一八九五年,订立《续议商务界务专条》、《商务专条》:(一)改蛮耗为河口,添开思茅。(二)云南、两广开矿,先向法人商办。(三)越南已成或拟设铁路,可接至中国境内。《界务专条》,法人亦多所侵占。而其中猛乌、乌得,实在江洪界内,亦割归法国,英人乃于其明年,与法国订立协约,放弃江洪,定以湄公河为两国势力范围界线,湄南河流域为中立之地。然后向中国提出违约割弃江洪交涉。于是一八九七年,中国再和英国订立《中缅条约附款》。照一八九四年之约,地界又有变动。而(一)申明现存孟连、江洪之地,不得割让。(二)驻蛮允领事,改驻腾越或顺宁,并得在思茅设领。(三)云南如修铁路,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四)添开梧州、三水、江根墟。(五)许英人航行香港、广州至三水、梧州。(六)江门、甘竹滩、肇庆、德庆,均准上下客商货物。(七)北丹尼、科干,均割属英国。(八)而将查勘汉龙关一节取消。

虽然如此,西藏问题,仍未得平安无事。当一八八六年条约订定时,英国所派入藏队伍,仍未即折回。藏人乃于边外隆吐山,修筑炮台以御英。英人以地属哲孟雄,和中国交涉。总署行文驻藏大臣开导。藏人不听。至一八八八年,遂被英兵逐回。一八九〇年,乃由驻藏大臣升泰在印度和英人订立《藏印条约》:(一)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二)藏哲通商等事,于批准后六个月会商。至一八九三年,乃成《接议印藏条约》。订开亚东关。而西藏人拒不肯行,遂为一九〇四年英兵侵藏张本。

于此还有一事,也是因英法侵略西南而引起的。葡萄牙人借居澳门,本来按年纳租。到一八四九年,才借口其头目哑吗嘞被杀,抗不交纳。一八六二年,葡人请法国介绍,和中国订立条约。因为澳门问题,未能互换。法、越事起,葡人自称系无约之国,可以不守局外中立之例。中国人怕他引法国兵船从澳门侵入,颇敷衍他。后来事情也就过去了。而鸦片从五口通商以来,就不再提禁止之事。一八五五、一八五六年间,东南各省,且纷纷抽厘助饷。一八五八年,桂良、花沙纳在上海所议《通商章程》,订明每百斤抽税三十两。并订明运入内地,专属华商。如何抽税,听凭中国办理。《芝罘条约》,又订定厘税在海关并征。而所征之数,仍未能定。后来彼此争执。直到一八八三年,才于《芝罘条约续增专条》,定为每百斤征收厘金八十两。而缉私问题又起。英人借口澳门若不缉私,香港亦难会办。中国不得已,和葡人先定《草约》四款,许其永居管理澳门。然后于一八七七年正式订立条约,遂成割澳门以易其缉私之局了。而澳门割让以后,界址又未能画定,不但陆地多所侵占,一九一〇年议界时,葡人并要求附近大小横琴诸岛屿。我国坚持不许。迄今尚为悬案。

第十五章中日战争

使中国历史大变局面的,前为鸦片战争,后为中日战争。

欢迎西学,而畏恶西教;西人挟兵力以求通商,则深闭固拒,以致危辱;到外力的压迫深了,才幡然改图,以求和新世界适应;这是欧人东略以后,东洋诸国所同抱的态度;而日本因缘凑合,变法维新,成功的最快,遂转成为东方的侵掠者。

中国在明代,受倭寇之患是很深的。所以清开海禁以后,仍只准中国人去,而不准日本人来。而且对于日本,戒备之情很深。在一八六八年以前,实无国交之可言。这一年,日本明治天皇立,和各国订立条约。乃与其明年,遣使到中国来请立约。这时候,中国对于外国,还有深闭固拒之心。所以总署对于日本之请,是议驳的。一八七一年,日人复遣使臣前来。总署令其另派大臣再议。其时疆臣仍有以倭寇为言,奏请拒绝的。朝命曾国藩、李鸿章筹议。二人都说不可。拒绝之议乃罢。由李鸿章与立《修好规条》和《通商章程》:(一)领事裁判权,彼此都有。(二)进口货照海关税则完纳;税则未载明的,则值百抽五;亦彼此所同。(三)内地通商,明定禁止。都和泰西各国不同。明年,日本就派人来,要想议改。鸿章说约未换而先议改,未免失信诒笑,把他拒绝。

琉球是两属于中日之间的。一八七一年,琉球人遭风飘至台湾,为生番所杀。一八七三年,日本小田县民漂至,又被杀。这一年,日本副岛种臣来换约。命其副使柳原前光诘问总署。总署说:“琉球亦我属土。属土之民相杀,与日本何预?小田人遇害,则没有听见。”又说:“生番是化外之民。”日本人说:“既如此,我们将自往问罪。”又争琉球是日本属国。彼此议不能决而罢。明年,日本派兵攻台湾。又派柳原前光到中国来,说系问罪于中国化外之地。中国声教所及,秋毫不犯。中国派沈葆祯巡视台湾,调兵渡海。日人气馁。其兵又遇疫。乃由英使调停,在津立专约三款:中国恤日本难民家属银十万两,偿还日本修筑道路房屋之费银四十万两了事。一八七九年,日本竟灭琉球,以为冲绳县。中国和他交涉,迄无结果。

朝鲜离中国,本较日本为近;其文化程度,实亦较日本为高。不幸欧人东略之时,适直其国党争积弱之际,遂致一蹶不振。当清朝同光之际,正直朝鲜国王李熙初立之时。其父昰应摄政。昰应的为人,颇有才气,而智识锢蔽,持闭关主义甚坚。欧美诸国去求通商,辄遭拒绝,各国来告中国。中国辄以向不干预朝鲜内政答之。在中国的习惯,固然如此。然和国际法属国无外交之例,却是相背的。日人乘此机会,一八七六年,用兵力强迫朝鲜立约通商,约文中竟订明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这时候,李鸿章主持中国外交,主张引进各国势力,互相牵制。乃劝朝鲜和美、英、法、德,次第立约。约文中都申明朝鲜为中国属邦。然和属国无外交之例,仍属相背。这时候,李熙已亲政。其妃闵氏之族专权。是应失职怏怏。一八八二年,朝鲜因聘日武官教练新兵,被裁的兵作乱,焚日使馆,复拥昰应摄政。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直隶总督张树藩。树藩立遣提督丁汝昌督兵船前往。总署又派吴长庆率兵继往。代定其乱,执是应以归。这一次,日本亦派兵前往,而较中国兵迟到,所以于事无及。事定之后,吴长庆遂留驻朝鲜。这时候,朝鲜分为事大、独立两党。在朝的事大党,以王妃闵氏之族为中心。一八八四年,独立党作乱。为吴长庆所镇定。日公使自焚其使馆,说是我兵炮击他的。明年,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和李鸿章在天津立约:(一)两国均撤兵。(二)勿派员教练朝鲜兵士。(三)朝鲜有变乱事件,两国派兵,均先行文知照;事定仍即撤回,中国和日本,对朝鲜遂立于同等地位了。其明年,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刘瑞芬建议,和英、美、俄诸国立约保护朝鲜。李鸿章颇赞成之,而总署持不可,其议遂罢。

一八九四年,朝鲜东学党作乱。全罗道求救于我。李鸿章派叶志超率兵前往。未至而乱已平。日兵亦水陆大至。屯据京城。鸿章责其如约撤兵,日本不听。而要求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亦拒绝。日使大鸟圭介,遂挟众入朝鲜王宫。诛逐闵氏之党。复起昰应摄政。派兵屯据朝鲜要害。李鸿章知道中国兵力,是靠不住的,不欲轻于言战。遍告英、俄、德、法、美诸国,希望他们出来调停,而事终不就。中国租英船运兵,为日本所击沉。中国主战派,纷纷责备鸿章。中国乃正式宣战。

时中国续派左宝贵等赴朝鲜,而前所派的叶志超等,已为日本所袭败,退至平壤。日兵来攻诸军败绩。左宝贵死之。海军亦败绩于大东沟,自此蛰伏威海不能出。日人遂纵横海上。宋庆总诸军守辽东。日兵渡鸭渌江,连陷九连、安东。庆退守摩天岭。日兵遂陷凤凰城、宽甸、山由岩。其第二军又从貔子窝登陆,陷金州。进陷大连湾,攻旅顺。宋庆把摩天岭的防守,交给聂士成,自统大军往救,亦不克。旅顺又陷落,于是中国仅以重兵塞山海关至锦州。而日兵又分扰山东。自成山登陆,陷荣城。攻威海。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兵舰降敌,而自仰药死。山东巡抚李秉衡,自芝罘退守莱州。日兵复陷文登、宁海。明年二月,日兵并力攻辽东,陷营口、盖平、海城。辽阳、沈阳,声援俱绝。其舰队又南陷澎湖,逼台湾。于是中国势穷力竭,而和议以起。

当旅顺危急时,中国即派德璀琳赴日议和。后又改派张荫桓、邵友濂。均给日本拒绝。乃改由李鸿章自往。日本要求驻兵大沽口、天津、山海关,方行停战。鸿章不许。而日人持之甚坚。鸿章乃请缓停战,先议和。议未定,鸿章为刺客所伤,日人惭惧,乃定停战之约。旋议定《和约》十款。其中重要的:(一)中国认朝鲜自主。(二)割让奉天南部和台湾、澎湖。(三)赔款二万万两,分八次交清。(四)换约后订立《通商行船条约》、《陆路通商章程》,均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准。(五)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六)日军暂占威海,俟一二次赔款缴清;通商行船约章批准互换;并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余款及利息的抵押;方行撤退。此约割地之多,赔款之巨,不待更论。通商行船。一照泰西各国条约,是日本求之多年而不得的。而(七)约中又订明“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则又是泰西各国,所求之而不得的。从此以后,中国新兴幼稚的工业,就更受帝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求自振更难了。

约既定,台湾人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总兵刘永福主军政,谋自立。旋因抚标兵变,景崧出走,台北失陷。永福据台南苦战,亦以不敌内渡,台湾遂亡。

其奉天南部之地,则因俄、德、法的干涉而还我。三国当时由驻使照会日本外部,以妨碍东洋平和为辞,劝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日人得照会,急开御前会议,筹商或许,或拒,或交列国会议。多数主张第三策。而其外相大为反对,说:“列国会议,各顾其私,势必不能以辽东问题为限,全部条约,都要生变动了。”于是日人运用外交手腕,请美国劝俄国不必干涉。又求英国援助,愿意给与报酬。英、美都不肯援助。日本再和俄国交涉,愿意归还辽东,但求割一金州,俄人亦不许。日人不得已,乃照三国的要求,径行承诺。而要求我出偿款一万万两。后由三国公议,定为三千万两。由李鸿章和日人另订《交还辽东条约》,把拟订陆路章程之事取消。

第十六章中俄密约和沿海港湾的租借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为时恰好半世纪。这半世纪之中,中国藩属的丧失和本国权利的被剥削,其情形也可谓很危急了,然而中日战争以后,还有更紧张的局势。

当中、日战争时,李鸿章知道兵力的不足恃,本想借别国之力牵制日本的。这时候,别国中对远东有野心的,自然以俄国为最。所以后来三国的干涉还辽,亦以俄国为主动。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当帝国主义横行之日,哪里有仗义执言之举?果然,辽东甫行归还,而俄国的要索继起,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俄人示意总署,要派李鸿章为贺使。鸿章到俄,俄人遂以援助中国等甘言相诱,订立所谓《中俄密约》。其条件是:

(一)日本如侵占俄国亚洲、中国、朝鲜的土地,两国应将所能调遣的水陆各军,尽行派出,互相援助。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二)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各口岸,均准俄兵船驶入。

(三)许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经黑、吉以达海参崴。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俄国于照前款御敌时,可由此运兵、运粮、运械;平时亦得运过境的兵粮。

此项条约,系属攻守同盟性质,以我国兵力之弱,俄人果何所利而与我联合呢?则其意之所在,不言可知了。李鸿章当时,亦深虑俄人借此以行侵略。所以对于铁路,由俄国国家承办,竭力反对。然而后来中国和俄国订结的《华俄道胜银行契约》,仍给该银行以收税、铸币、建筑铁路、架设电线之权。契约立后,复与该银行订立《东省铁路公司契约》,又给以开矿和设警之权。其非单纯承造铁路的公司,又不言可知了。

势力范围这个名词,本起于欧人分割非洲之际。傥使要实行分割,这豫定的势力范围,便是分割时的界线。这真是个不祥的名词,如何竟会使用到中国领土上来呢?列国在中国的所谓势力范围,以要求某某地方不割让为保证,而以各于其中攘夺筑路开矿的权利为第一步的侵略。其事起于一八九五年的《中法续议商务界务专条》,已见第十四章。此次《界务专条》中,把前此许英人不割让的江洪,割让了一部分,于是又有一八九七年的《中缅附约条款》。其事亦已见十四章。而法人遂于是年,要求我国宣言海南岛不得割让他国。至此,则干涉还辽的俄法两国,都已得有报酬,惟德国尚抱向隅。

这一年冬天,山东巨野县杀掉两个德国教士。德国遂以兵舰闯入胶州湾。明年,强迫中国立《租借胶州湾条约》:(一)以九十九年为期。(二)胶济、胶沂济铁路,由德承造。其由济往山东边界,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则俟造至济南后再商。(三)铁路附近三十里内煤矿,许德开采。(四)山东各项事务,如用外国人、外国资本、物料,均先和德商办。山东全省,俨然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了。

于是俄人起而租借旅顺、大连湾,其租期为二十五年。并准东省铁路,展筑支线。英人亦起而租借威海卫,其租期和旅、大一样。又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香港后面九龙地方,亦以九十九年为期。并要求长江流域各省,不得割让他国。法人亦要求两广、云南不割让。日人亦要求福建省不割让。这都是一八九八年的事。其明年,广东遂溪县杀害法国的武官和教士,法人又以兵船闯入广州湾,迫我立租借之约,亦以九十九年为期。

中国当甲午以前,筑路的阻力是很大的。甲午以后,却渐渐的变了。于是有筑芦汉、津镇两大干线之议。而芦汉一线,遂成为各国争夺的起点。此时争中国路权的,英、美、德为一派,俄、法为一派。芦汉铁路的终点,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傥使由俄、法承修,一定要为英人所反对,所以由比国出面,于一八九八年,成立契约。然而其内容是俄国,谁不知道?于是英人又要求(一)津镇,(二)河南到山西,(三)九广,(四)浦信,(五)苏杭甬五路。同时俄人要求山海关以北的铁路,全由俄国承造。英人又捷足先得,和中国订定了从牛庄到北京的铁路承造契约。英、俄两国,鉴于形势的严重,乃于一八九九年,在圣彼得堡换文。英国承认长城以北铁路归俄,俄国承认长江流域铁路归英。同时,英德由银行团出面,在伦敦订立条文。英国承认山东和黄河流域,为德国势力范围。但除外:山西铁路,可与正定以南的京汉路相接,并再展筑一线,以人于长江流域。德国承认山西省、长江流域及江以南各省为英国势力范围。而津浦铁路,遂由英、德两国,分段承造。

如此,中国竟要成为机上之肉,任人宰割了。在中国,自然更无抵抗之力。然而列强的分赃,也很难得均匀。傥使因分赃不均,而引起冲突,中国固然很糟,列国亦有何利?况且其中还有在中国并无所谓势力范围的,岂非独抱向隅?于是美国的国务卿海约翰,于一八九九年,向英、俄、德、法、意、日六国通牒,要求在中国有势力范围之国,都承认三个条件:

(一)各国对于中国所获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或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

(二)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人港商品,都遵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课税,由中国征收。

(三)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课人口税,不得较其本国船舶为高。铁道运费亦然。

这就是所谓门户开放主义。门户开放,无非各国维持其对中国条约上已得的权利。傥使中国的领土而有改变,条约上的权利,不能维持,自然无待于言,所以又必联带而及于保全领土。这就是所谓均势。势力范围,固然是瓜分的代名词,固然很危险,借均势而偷安,亦岂是长久之道?在这种情势之下,无怪中国人要奋起而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第十七章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

中国的该变法,并不是和外国人接触了,才有这问题的。一个社会和一个人一样,总靠新陈代谢的作用旺盛,才得健康。但是总不能无老废物的堆积。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治法可以说是无大变更。到清末,已经二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积弊,都很深了。便是没有外人来侵略,我们种种治化,也是应当改革的。但是物理学的定例,物体静止的,不加之以力,则不能动,社会亦是如此。所以我们近代的改革,必待外力的刺激,做一个诱因。

中国受外力刺激而起反应的第一步,便是盲目的排斥,这可谓自宋以来,尊王攘夷思想的余波。排斥的目的,已经非是,其手段就更可笑了。海通以后,最守旧的人,属于这一派。其第二步,则是中兴时代湘淮军中一派人物。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出于其幕府中的,则如薛福成、黎庶昌之类。此派知道闭关绝市是办不到的。既已入于列国并立之世,则交际之道,不可不讲,内政亦不得不为相当的改革。但是他们所想放效他人的,根本上不离乎兵事。因为要练兵,所以要学他们的技艺;因为要学他们的技艺,所以要学他们的学术;因此而要学他们的语文。如此,所办的新政虽多,总不出乎兵事和制造两类。当这世界更新,一切治法,宜从根本上变革的时候,这种办法,自然是无济于事的。再进一步,便要改革及于政治了。

但是从根本上改革,这句话谈何容易?在高位的人,何能望其有此思想?在下位的人而有此思想,谈何容易能为人所认识?而中日之战,以偌大的中国,而败于向所轻视的日本,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经这一个打击,中国人的迷梦,该要醒了,于是维新运动以起。

当时的维新运动,可以分做两方面:一是在朝,一是在野。在朝一方面,清德宗虽然无权,但其为人颇聪明,颇有志于变法自强,特为太后所制,不能有为。在野一方面,则有南海康有为。他是个深通旧学,而又讲求时务,很主张变法的。清朝是禁止讲学的。但到了末年,其气焰也渐渐的衰了,其禁令,在事实上,也就渐渐的松弛了。有为很早的就在各处讲学,所以其门下才智之士颇多。一八八九年,有为即以荫生上书请变法,格未得达。中日和议将成时,又联合各省人都会试的士子,上书请迁都续战,陈变法之计。书未上而和约已换,事又作罢。有为乃想从士大夫一方面提倡。立强学会于京师。为御史杨崇伊所参,被封。而其弟子梁启超,设《时务报》于上海,极力鼓吹变法,海内耸动。一时维新的空气,弥漫于好新的士大夫间了—虽然反对的还是多数。

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两次上书请变法。其中有一次得达,德宗深以为然。德国占据胶州湾时,有为又走京师,上书陈救急之计,亦未得达。其明年,恭亲王奕奕死了。朝廷之上,少了一个阻力。德宗乃和其师傅翁同龢商议,决意变法,遂下诏定国是,召用康有为、梁启超等。

此时所想摹仿的,是日本的睦仁、俄国的大彼得,想借专制君主的力量,把庶政改革得焕然一新。于是废八股,设学校,奖励著新书,制新器,裁冗兵,练新操,办保甲,筹设银行,造铁路,开矿山,设农工局,立商会。大开言路,广求人才。从戊戌四月至八月间,变法之诏,连翩而下。虽然不能尽行,然而海内的精神,确已为之一振了。

专制君主的权力,在法律上是无制限的,在事实上则不尽然。历代有志改革的君主,为旧势力所包围,以致遭废弑幽禁之祸的,正自不乏。这其间,由于意见的不同者半,由于保存权位之私者亦半。康有为是深知旧势力之不可侮的。所以他于德宗召见之时,力言请皇上勿去旧衙门,但增设新差使;擢用的小臣,赏以虚衔,许其专折奏事;就够了。有为此等见解,原以为如此,则旧人不失禄位,可以减少其反对之力,然而权既去,禄位亦终于难保;即可保,亦属无味。这仍不足以满守旧阻挠者之所欲。况且亦有出于真心反对,并不为禄位起见的。而那拉后和德宗的不和,尤其是维新的一大阻力。

那拉后是很不愿意放弃权势的,他当时见德宗变法,很不谓然。于是以其党荣禄为直隶总督,总统近畿诸军,以巩固其势力。而使裕禄在军机上行走,以侦察德宗的举动。自然有不满意于德宗的大臣,用半虚半实的诏,谮诉于那拉后。而德宗也有“不容我变法,毋宁废死”的决心。于是帝后之间,嫌隙愈深。就有旧党将乘德宗到天津去阅兵,实行废立的风说;又有新党将利用袁世凯的新兵,围颐和园之说。而政变以起。

这一年八月,那拉氏由颐和园还宫,说德宗因病不能视事,复行垂帘听政,而幽帝于南海的瀛台。康有为之弟广仁和新党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同时被杀。时人谓之六君子。康有为因奉德宗密诏,先期出京走香港。梁启超则于事变后走日本。新政一切废罢。和新政有关连的人,一切罢斥,朝右的新党一空。

然政治虽云复旧,人心则不能复变。于是康有为在海外立保皇党。图推翻那拉后,扶助德宗亲政。一九○○年,其党唐才常谋在武汉举事,事泄被杀。有为等游说当时的大臣,亦没有敢听他的话,实行清君侧的。然而舆论的势力,则日日增长。梁启超走日本后,发行《清议报》,痛诋那拉后。便国内诸报,如上海的《苏报》等,亦有明目张胆,反对旧党的。其余各报,虽不敢如此显著,亦大都偏向维新。那拉后要想禁绝他,以其地在租界,未能办到。要想照会外国,拘捕康、梁,外人又认为国事犯,加以保护。于是守旧之念,渐变而为仇外之念。而帝后间的嫌隙,积而愈深。那拉后想行废立,其党以意讽示各公使,各公使都表示反对。乃先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以觇舆情。而海外的华侨,又时时电请圣安,以示拥戴德宗。经元善在上海,亦合绅民等电争废立。太后要拘捕他,又被逃到澳门。于是后党仇外的观念愈甚,遂成为庚子拳乱的一因。

第十八章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

天下事无其力则已,有其力,是总要发泄掉,才得太平的。义和团之事,亦是其一例。

中国从海通以来,所吃外国人的亏,不为不多了。自然,朝野上下,都不免有不忿之心。然而忿之而不得其道。这时候,大众的心理,以为:(一)外国人所强的,惟是枪炮。(二)外国人是可以拒绝,使他不来的。(三)而民间的心理,尤以为交涉的失败,由于官的惧怕洋人。傥使人民都能齐心,一哄而起,少数的客籍,到底敌不过多数的土著。(四)而平话、戏剧,怪诞不经的思想,又深入民间。(五)在旧时易于号召的,自然是忠君爱国之说。所以有扶清灭洋的口号,所以有练了神拳,能避枪炮之说,所以他们所崇奉的孙悟空、托塔李天王之类,无奇不有。这是义和团在民间心理上的起源。而自《天津条约》缔结,教禁解除以来,基督教的传布,深入民间,不肖的人民,就有藉教为护符,以鱼肉良懦,横行乡里的,尤使人民受切肤之痛。所以从教禁解除以来,教案即联绵不绝,而拳匪的排外、闹教,亦是其中重要的一因。

这是说民间心理。至于堂堂大臣,如何也会相信这种愚谬之说呢?这真百思而不得其解了。须知居于高位的人,并不一定是聪明才智的,而位高之后,习于骄奢怠惰,尤足使其才智减退。所以怪诞不经之事,历代的王公大人,迷信起来,和平民初无以异,况且当时的中朝大臣,还有几种复杂的心理。(一)端郡王载漪,是想他的儿子早正大位的。(二)其余亲贵,也有人想居翊戴之功。(三)有一派极顽固的人,还是鸦片战争时代的旧思想,想把外国人一概排斥。如此,自然要以义和团为可信;或虽明知其不可信,而亦要想利用他了。

拳匪是起于山东的,本亦无甚大势力。而当时巡抚毓贤,加以奖励,其势遂渐盛。地方上教案时起。山东是德国人的势力范围,自然德人不能坐视,于是向总署交涉。政府无可如何,把他开缺,代以袁世凯。袁世凯知道拳匪是靠不住的,痛加剿办,其众遂流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是那拉后的心腹。其人是不懂事的,只知道仰承意旨。当时中央既有此顽固复杂的心理,自然要利用拳匪,裕禄自然也要加以奖励了。于是拳匪大盛于京、津之间。自地方绅民,以至朝贵,也有慑于势,不得不然;也有别有用心的,到处都迎奉他们,设坛练拳。于是戕教民,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毁电线;见洋货则毁;身御洋货的人,目为二毛子,则杀。京、津之间,交通为之断绝。其事在一九○○年夏间。

外国公使,纷纷责问。极端守旧顽固之人,固然不知所谓。略明事理而有权的人,也开不得口。别有用心的人,又说外国人要如何,借此恐吓那拉后。遂至对各国同时宣战。其实这时候,英、美、德、奥、意、法、俄、日八国联军已到,大沽已失陷四日了。

其时驻守津、沽之间的为聂士成。因拳匪淫掠,痛加剿击。拳匪很恨他。联军攻其前,拳匪亦攻其后。士成战死。天津失陷。裕禄兵溃,自杀。巡阅长江大臣李秉衡,率兵北上勤王。兵溃,亦自杀。京城之中,其初命董福祥率甘军,合着拳匪去攻使馆。因有阴令缓攻的,所以使馆没有打破。而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都为乱民所戕。天津失陷。联军进逼通州,遂逼京城。德宗及太后出居庸关,走宣、大以达太原,旋闻联军有西进之说,再走西安。联军的兵锋,东至山海关,西南至保定而止。

这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相约不奉伪命。派人和上海各国领事,订结保护东南,不与战事之约。战祸的范围,幸得缩小。而黑龙江将军寿山,举兵攻入俄境。于是俄人从阿穆尔和旅顺,两路出兵。阿穆尔的兵,分陷(一)墨尔根、齐齐哈尔;(二)哈尔滨、三姓;(三)珲春、宁古塔;合陷呼兰、吉林。旅顺的兵,(一)西陷锦州;(二)东陷牛庄、辽、沈;新民、安东;挟奉天将军增褀,以号令所属。东三省不啻全入俄人的掌握。

事势至此,无可如何。乃复派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各国议和。鸿章未能竣事而卒。代以王文韶。明年秋,和议成。与议的凡十一国。其条件是:

(一)派亲王大臣,赴德、日,表示惋惜之意。

(二)惩办首祸诸臣,开复被害诸臣原官。

(三)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城镇,停止考试五年。

(四)军火暨制造军火之物,禁止进口二年。

(五)赔款总数,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照市价易为金款,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偿还。

(六)划定使馆境界,界内由使馆管理,亦可自行防守。

(七)大沽及有碍京师至海口通路的各炮台,一律削平。

(八)许诸国驻兵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以保京师至海口的交通。

(九)许改订通商行船各条约。

后来通商条约改订的,有英、美、日、葡四国。(一)因赔款重了,许我加海关进口税至值百抽一二·五,出口税至七·五,而以裁厘为交换条件。(二)中国许修改矿务章程,招致外洋资财,及修改内河行轮章程。(三)中国厘定国币,外人应在中国境内遵用。(四)律例、审断及一切相关事宜,均臻妥善,则外人允弃其治外法权。(五)英允除药用外,禁烟进口。亦皆在此约中。又开商港多处。

其俄国,当奕劻、李鸿章与各国议和时,借口东三省事件与中国有特别关系,当另议。于是以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和俄国外交部商议。俄人要求甚烈。日、英、美、德、奥、意等,均警告中国,不得和俄人订立密约,交涉遂停顿。各国和约大致议定后,乃由李鸿章和俄人磋议。一九○二年,奕劻、王文韶和俄使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俄人许分三期撤兵。第一期如约撤退,第二期则不但不撤,反要求别订新约,且续调海陆军。一九○三年六月,俄人合阿穆尔、关东,设极东大都督府,以亚历塞夫为总督。九月,俄兵复占奉天。而日、俄二国,作战于我国境内的活剧,就不可免了。

第十九章远东国际形势

远东非复中国的远东了,亦不是中国和一两国关系简单的远东,而成为世界六七强国龙争虎斗之场。

在十六世纪以前,亚洲东北方还是个寂寞荒凉之境。乃自俄人东略以来,而亚洲的北部,忽而成为欧洲斯拉夫族的殖民地。俄人因在黑海、地中海为英、法等国所扼,转而欲求出海之口于太平洋。于是中国黑龙江以北之地割,而尼科来伊佛斯克,而海参崴,相继建立。再为进一步的侵略,则西伯利亚大铁道,横贯黑吉二省,而又分支南下,旅顺、大连湾,亦成为俄国远东的军商港。

此等情势,自然和日本的北进政策是不相容的。日本是个岛国,在从前旧式的世界,本可做个世外桃源。乃自帝国主义横行以来,而此世外桃源,亦不复能守其闭关独立之旧。不进则退,当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是被人侵略的,这时候,就要转而侵略他人了。日本的政策,原分南进、北进两派。论气候和物产,自然南进较为相宜。但是南洋群岛,面积究竟有限,而且也早给帝国主义者所分据了要想侵略他人,自然要伸足于大陆。如此,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东三省,遂成为日俄两国势力相遇之地。

在中日战前,竞争朝鲜的主角是中日。中日战后,中国的势力,完全打倒了。但是日本是战胜国,而俄合德、法干涉还辽,是战胜国的战胜国。其势焰已使人可惊,况且当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很为弥漫。朝鲜人处于日本钤制之下,自然要想反抗。想反抗,自不得不借助于外力。于是俄国的势力,便乘机侵入了。当中日战时,日本即强迫朝鲜订结攻守同盟。及中日战后,《马关条约》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于是朝鲜改国号为韩,号称独立。然实权都在日人手中。日人所扶翼的是大院君。闵妃一派,自然要想反抗,自然要倚赖俄国。其结果,遂酿成一八九五年闵妃遇弑之变。这一次,大院君的入宫,挟着日本兵自随。而日本公使三浦梧楼,又以日使馆卫队继其后,各国舆论嚣然,都不直日本。日本不得已,把三浦梧楼召回,禁锢在广岛,而实未尝穷究其事,这就是所谓广岛疑狱。此等举动,适足以形日人手段的拙劣。其结果,反益促成韩国的亲俄。日人无可如何,只得吞声忍气,和俄国商量。一八九六年,两国因韩事订立协商。在韩的权利,殆处于平等的地位。到一八九八年,又订立第二次协商。俄人亦仅承认日人在韩国工商业上,有特殊的利益而已。对于东三省的利益,则丝毫不许日人分润。于是亚洲的东北角,潜伏着一个日俄冲突的危机。

不但如此,便中、西亚之间,也是危机潜伏。当十八世纪中叶,中国荡平天山南北路之时,正值英人加紧侵略印度之际。而俄国的侵略中亚,亦已于此时开始进行。三国的势力,恰成一三角式。不进则退,中国对于属部,始终以羁縻视之,而英、俄两国,却步步进取。于是巴达克山,夷为英之保护国。乾竺特名为两属,实际上我也无权过问了。而俄国亦服哈萨克,慑布鲁特,灭布哈尔,并基华,并取敖罕。三国间的隙地博罗尔,竟由英、俄两国,擅行派员,划定界线。我国最西的属部阿富汗,则由两国的争夺,而卒人于英人的势力范围。而两国的争点,遂集于西藏。蒙古支族布里雅特人,是多数住居在俄国的伊尔库次克和外贝加尔两省的,亦信喇嘛教。俄人乃利用其人入藏,以交结喇嘛。一八九九和一九○○两年,达赖和俄政府之间,竟尔互通使聘。中国还熟视无睹,英人看着,却眼中出火了。

在中国本部的利益,自然是列国所不肯放松的,而东北一片处女地,尤其是要想投资的人眼光之所集注。当《辛丑条约》业经订结,而东三省尚未交还时,俄人侵略的形势,最为可怕,日人于此,固然视为生死关头;便英人也不肯落后,法国在东洋,关系较浅,而其在欧洲,颇想拉拢俄国,所以较易附和俄人的主张。德国便不然了。他从占据胶州湾以后,对于东方,野心勃勃,断不容俄国人独强的,至于美国,在东方本没有什么深固的根抵,其利于维持均势,自更无待于言了。

所以当此时,颇有英、德、日、美诸国,联合以对付一个俄国之概。当庚子拳乱,俄人占据东三省时,英国方有事南非,自觉独力不足以制俄,乃和德国在伦敦订立《协约》,申明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之旨。此约经通知各国,求其同意。日、美、法、奥、意都复牒承认。独俄国主张限于英德的势力范围,不适用于东三省。德国因关系较浅,就承认了俄国的主张,惟英、日两国,反对最力。于是英人鉴于德国之不足恃,知道防御俄国,非在远东方面,有个关系较深切之国不可。而且印度和英国,关系太深了,亦非有一国助英防护,不足以壮声势。乃不惜破弃其名誉的孤立,而和日本订立同盟。此事在一九○二年。而俄国亦联合法国。发表宣言,说:“因第三国侵略,或中国骚扰,致两国利益受侵犯时,两国得协力防卫。”这明是把俄、法同盟的效力,推广及于远东,以对抗英日同盟。日、俄两国的决裂,其形势已在目前了。但是以这时候的日本而和俄国开战,究竟还是件险事。所以在日人方面,还斤斤于满、韩交换之论。至一九○四年,日本公使和俄国交涉,卒无效果,而战机就迫在眉睫了。

第二十章日俄战争和东三省

当一九○三年之时,日俄战争,业已迫于眉睫了。此时亦有主张我国应加入日本方面的。然(一)中国兵力,能帮助日本的地方很少。(二)而海陆万里,处处可以攻击,傥使加入,无论如何是不会全胜的。那么,日本即获胜利,亦变为半胜了。而议和之际,反受牵制,所以日本是决不愿意中国加入的。而且中国加入,则战祸益形扩大,于列强经济利益有碍。所以亦都不愿我们加入。中国的外交,自动的地方很少,而这时候,确亦很难自动。于是日俄战事,于一九○四年之初爆发。而中国亦于其时,宣告中立,划辽河以东为战区。

日本海军,先袭败俄舰于旅顺和韩国的仁川,把旅顺港封锁了。海参崴的军舰,亦屡为日兵所击败。俄国太平洋舰队,失其效力。日军遂得纵横海上。其陆军:第一军自义州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凤凰城,直迫摩天岭。后又别组第三军,以攻旅顺。旅顺天险,所以相持久之不下。这一年秋间,日本一二两军,合攻辽阳。再加以从大孤山登陆的第四军,辽阳遂陷。俄国的运兵,比日本为迟。辽阳陷后,而其西方的精锐始渐集。乃反攻辽阳,不克。这时候,天气已渐寒冷了。两军乃夹浑河相峙。而日人于其间,竭全力攻陷旅顺。到明年,俄国西方之兵益集,日亦续调大军。日兵三十四万,俄兵四十三万,开始大战。经过两旬,俄军败退。日军遂陷奉天,北取开原。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因英日同盟,不敢航行苏彝士运河,绕好望角东来。又为日人邀击于对马海峡,大败。于是俄国战斗之力穷,而朴资茅斯的和议起。

《朴资茅斯和约》,共十五条。其重要的:(一)俄承认日本对韩,有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卓绝利益。(二)租借地外,日俄在满洲的军队,尽数撤退,以其地交还中国。俄人在满洲,不得有侵害中国主权,妨碍机会均等主义的领土上利益,暨优先及专属的让与权利。(三)中国因发达满洲的工商业,为各国共同的设置时,日俄两国,都不阻碍。(四)俄国以中国政府的承认,将旅、大租借地和长春、旅顺间的铁路,让与日本。(五)库页岛自北纬五十度以南,让与日本。(六)日人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领沿岸,有渔业权。

此时日本可调的兵,差不多都已调尽。其财政亦异常竭蹶。其急于要议和的情形,反较俄国为切。所以赔款分文未得。而且一切条件,差不多都是照俄人的意思决定的。日本战争虽胜利,和议是屈辱的。所以其全国人民,大起骚扰。费了许多气力,才镇压定。然而日本虽未能大有所得于俄,而仍可以取偿于我。当战役将终时,我国舆论,有主张乘机废弃《俄约》,并向英交涉,收回威海,而自动的和日本订立新约的。列国的眼光,则不过要把东三省作为共同投资之地,不欲其为一国所把持。而又希望其地的和平秩序,可以维持,所以有主张以东三省为一永世中立之地的。我国这时候,希望立宪之心正盛。而满族皇室,终竟迟迟不肯放弃其权利,亦有就此议论,加以修正,主张以满洲为一王国,放奥匈、瑞那之例,由中国皇帝兼其王位,而于其地试行宪政的。这许多议论,都成为画饼。仅于日、俄议和之时,由我国政府照会二国,说和约条件有涉及中国的,非得中国承认不生效力而已。日、俄和议既定,日本乃派小村寿太郎到中国来,和中国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中国政府承认《日俄和约》第五、第六两条。而日本政府,承认遵行中俄租借地和筑路诸约。别结《附约》:(一)开凤凰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为商埠。(二)安奉军用铁路,许日本政府接续经营,改为商运铁路。除运兵归国十二个月外,以两年为改良竣工之期。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为限。届期请他国人评价,售与中国。(三)许设中日合办材木公司,采伐鸭绿江左岸森林。(四)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以最惠国待遇。明年五月,日人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七月,又设关东都督府。于是东北一隅,成为日俄两国划定范围,各肆攘夺的局面,不但介居两大之间而已。

《会议东三省善后事宜协约》,立于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照约,安奉铁路的兴工,应在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之后,而其完工,则应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前。乃日人至一九○九年,才要求派员会勘线路。邮传部命东三省交涉使和他会勘。会勘既竣,日人要收买土地。东三省总督锡良,忽然说路线不能改动。日人就自由行动,径行兴工。中国人无可如何,只得同他补结《协约》,承认了他。而所谓满洲五悬案,亦于此时解决。

(一)抚顺煤矿。日人主张是东省铁路的附属事业。中国人说在铁路线三十里之外。日人则说照该《铁路条例》,许俄人开矿,本没限定三十里。此时并烟台煤矿,都许日人开采。

(二)闲岛问题。图们江北的延吉厅,多韩民越垦。日人强名其地为闲岛。于其地设立理事官。这时候,仍认为中国之地。日所派理事官撤退。惟仍准韩民居住耕种,而中国又开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为商埠。

(三)新法铁路。中国拟借英款兴造。日人指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这时候,许兴造时先和日本商议。

(四)东省铁路营口支路。是中俄《东省铁路公司契约》许俄人兴造的,这是为运料起见,所以原约规定八年之内,应行拆去,而日人抗不履行。至此,准其于南满铁路限满之日,一律交还。

(五)吉会铁路。满铁会社要求敷设新奉、吉长两路,业于一九○七年订立契约。该会社又要求将吉长路展至延吉,和朝鲜会宁府铁路相接。至此,许由中国斟酌情形,至应开办时和日本商议。

自日俄战后,各国已认朝鲜为日本囊中之物了。所以日俄议和的一年,英日续订盟约,即删去保全朝鲜领土一条。然而对于中国门户开放,领土保全的条文,依然如故,一九○七年的《日法协约》、《日俄协约》,一九○八年的《日美照会》,都是如此,然而日本的行动,则大有惟我独尊,旁若无人的气概,列国自然不肯放手。而中国也总希望引进别国的势力,以抵制日俄两国的。当新法铁路照日本的意思解决时,中国要求筑造锦齐铁路时,日不反对。日人亦要求昌洮路归其承造。彼此记入会议录中。悬案解决后,中国要借英美两国之款,将锦齐铁路,延长到瑷珲,改称锦爱。日人曦使俄人,出面抗议。于是美国人提议,各国共同出资,借给中国,由中国将满洲铁路赎回。此项借款未还清以前,由出资各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使用——此即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其通牒,向中、英、德、法、俄、日六国提出。明年,日俄二国,共提抗议。这一年,日俄两国就订立新协约。约中明言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两国得互相商议。如此,英美的经营,反促成日俄的联合了。而这新约,或云别有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并吞韩国,而日本则承认俄国在蒙新方面的举动,所以这《协约》于七月四日成立,而朝鲜即于八月三十日灭亡,而到明年,俄人对于蒙、新,就提出强硬的要求了。

第二十一章清末的宪政运动

戊戌变法、庚子拳乱,清朝的失政,一步步的使人民失望。而其时人民的程度亦渐高,于是从改革政治失望之余,就要拟议及于政体了。

中国的民主思想,在历史上,本是酝酿得很深厚的。不过国土大,人民多,没有具体的办法罢了。一旦和外国交通,看见其政体有种种的不同,而且觉得他们都比我们富强;从国势的盛衰,推想而及于政权的运用,自然要拟议及于政体了。于是革命、立宪,遂成为当日思潮的两流。

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在海外设立保皇党。梁启超则在日本横滨发行《清议报》,痛诋那拉后,主张拥戴德宗,以行新政。这时候,还是维新运动的思想。但是空口说白话,要想那拉后把政权奉还之于德宗,是无此情理的,所以虽保皇党要想夺取政权,亦不得不诉之于武力。人民哪里来武力呢?其第一步可以利用的,自然是会党。原来中国各种会党,溯其原始,都是人民受异族的压迫,为此秘密组织,以为光复之豫备的。日久事忘,固然不免渐忘其原来的宗旨,然而他们,究竟是有组织的民众,只要有有心人,能把宗旨灌输给他们,用以举事,自较毫无组织的人民为易。所以在当时,不论保皇党、革命党,都想利用他们。就是八国联军入京的这一年,康有为之党唐才常,在上海设立国会总会,汉口设立分会。才常居汉口。后来的革命党人黄兴居湖南,吴禄贞居安徽的大通,联络哥老会党,广发富有会票,谋以这一年七月间,在武汉同时举事,而湖南、安徽,为之策应。未及期而事泄。才常被杀。鄂、湘、苏、皖四省,搜捕党众,杀戮颇多。当时鄂督张之洞,有一封信,写给上海国会总会中人,劝他们不要造反。国会中人,也有一封信复他,署名为是中国民。畅发国家为人民所公有,而非君主所私有之义,为其时之人所传诵。保皇运动,寖寖接近于革命了。

但是到二十世纪的初年,而保皇党宗旨渐变。《清议报》发刊,满一百期而止。梁启超改刊《新民丛报》。其初期,颇主张革命。后来康有为鉴于法国大革命杀戮之惨及中南美诸国政权的争夺,力主君主立宪,诒书诤之,梁启超渐渐改从其说。于是《新民丛报》成为鼓吹立宪的刊物,和当时革命党所出的《民报》对峙。以立宪之说,可以在国内昌言之故,《新民丛报》在国内风行颇广,立宪的议论渐渐得势。到日俄战争以后,舆论都说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立宪派的议论,一时更为得势。

庚子一役,相信一班乱民,做这无意识开倒车的运动,以致丧权辱国,赔款之巨,尤其诒累于人民,清朝自己,也觉得有些难以为情了。于是复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而所行的都是有名无实,人民对于朝廷的改革,遂觉灰心绝望。除一部分从事于革命外,其较平和的,也都想自己参与政权,以图改革,这是二十世纪初年立宪论所以兴盛的原因。而其首将立宪之举,建议于清朝的,则为驻法公使孙宝琦。其后两江、两湖、两广诸总督,相继奏请。到一九○五年,直督袁世凯,又奏请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于是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举。明年回国,一致主张立宪。于是下上谕:“先将官制改革,次及其余诸政治,使绅民明悉国政,以备立宪基础。数年之后,查看情形,视进步之迟速,以定期限之远近。”是为清末的所谓豫备立宪。于是改订内外官制。设资政院、谘议局,以为国会及省议会的基础,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立审计院,颁布《法院编制法》及《新刑律》。设省城及商埠的检察、审判厅,又设立宪政编查馆,以为举行宪政的总汇。看似风起云涌,实则所办之事,都是不伦不类的,而且或格不能行,或行之而名不副实,人民依旧觉得失望。于是即行立宪和豫备立宪,遂成为当日朝廷和人民的争点。

朝廷上说:“人民的程度不足,是不能即行立宪的。”舆论则说:“程度的足不足,哪有一定标准?况且正因为政治不良,所以要立宪。若使把件件政治都改好了,然后立宪,那倒无须乎立宪了。”当时政府和人民的争点,大要如此。当时的政府,是个软弱无力的。既没有直捷痛快拒绝人民的勇气,又不肯直捷痛快实行人民的主张。一九○八年,各省主张立宪的政团和人民上书请速开国会。朝廷下诏,定以九年为实行之期。这一年冬天,德宗死了。那拉后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年四岁,以载沣为摄政王。明日,那拉后也死了。其明年,各省谘议局成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于一九一○年,入都请愿,亦不许。这一年,京师资政院开会,亦通过请愿速开国会案上奏。清廷乃下诏,许缩短期限,于三年之后,开设国会。人民仍有不满,请愿即行开设的,遂都遭清廷驱逐。并命京内外,有唱言请愿的,即行弹压拿办。其訑訑的声音颜色,可谓与人以共见了。

当时的清廷,不但立宪并无诚意,即其政治亦很腐败。政府中的首领,是庆亲王奕劻。他是个老耄无能的人,载沣性甚昏庸。其弟载洵、载涛,亦皆欲干预政治,则又近于胡闹。到革命这一年,责任内阁成立,仍以奕劻为总理。阁员亦以满族占多数。人民以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上书请愿。谘议局亦联合上书,不听。到第二次上书,就遭政府的严斥。这时候的政治家,鉴于中国行政的无力,颇有主张中央集权之论的。政府也颇援为口实。但政治既不清明,又不真懂得集权的意义,并不能励精图治,将各项政权集中,而转指人民奔走国事的,为有妨政府的大权,一味加以压制。于是激而生变,酝酿多年的革命运动,就一发而不可遏了。

第二十二章清代的制度

清代的制度,在大体上可以说是沿袭前朝的。至于摹仿东西洋,改革旧制,那已是末年的事了。

清代的宰相,亦是所谓内阁。但是只管政治,至于军事,则是交议政王大臣议奏的。世宗时,因西北用兵,设立军机处,后遂相沿未撤。从此以后,机要的事务,都归军机,惟寻常本章,乃归内阁。军机处之权,就超出内阁之上了。六部长官,都满、汉并置。而吏、户、兵、刑四部,尚侍之上,又有管部大臣,以至互相牵制,事权不一。还有理藩院,系管理蒙古的机关,虽以院名,而其设官的制度亦和六部相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左副都御史亦满、汉并置,其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则为总督、巡抚的兼衔。外官:督、抚在清代,亦成为常设的官。而属于布、按两司的道,亦若自成一级。于是督、抚、司、道、府、县,几乎成为五级了。压制重而展布难,所以民治易于荒废;统辖广而威权大,所以长官易于跋扈。和外国交通以后,首先设立的,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来改为外务部。末年因力、新政,复增设督办政务处等,其制度都和军机处相像。到一九○六年,筹备宪政,才把新设和旧有的机关,改并而成外务、吏、民政、度支、礼、学、陆军、农工商、邮传、理藩、法十一部。革命的一年,设立责任内阁,并裁军机处和吏、礼两部,而增设海军部和军谘府。省的区域,本自元明两代,相沿而来,殊嫌其过于庞大。末年议改官制时,很有主张废之而但存道或府的,但未能实行。当时改订外官制,仍以督抚为一省的长官。但改按察司为提法、学政为提学,而增设交涉司;裁分巡,而增设劝业、巡警两道。东三省和蒙、新、海、藏的官制,在清代是和内地不同的。奉天为、陪京,设立户、礼、兵、刑、工五部,而以将军管旗人,府尹治民事。且有奉天、锦州两府。吉黑则只有将军、副都统等官。后来逐渐设厅。直至日俄战后,方才改设行省。其蒙古和新疆、青海、西藏,则都治以驻防之官。新疆改设行省,在中俄伊犂交涉了结之后。青海、西藏,则始终未曾改制。

清代取士之制,大略和明代相同。惟官缺都分满、汉。而蒙古及汉军、包衣,亦各有定缺,为其特异之点。戊戌变法时,尝废八股文,改试论策经义。政变后复旧。义和团乱后,又改。至一九○五年,才废科举,专行学校教育。但学校毕业之士,仍有进士、举贡、生员等名目,谓之奖励。到民国时代才废。

兵制有八旗、绿营之分。八旗编丁,起于佐领。每佐领三百人。五佐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一都统,两副都统。此为清朝初年之制。后来得蒙古人和汉人,亦都用此法编制。所以旗兵又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入关以后,收编的中国兵,则谓之绿营,而八旗又分禁旅和驻防两种。驻防的都统,改称将军。乾嘉以前,大抵出征以八旗为主,镇压内乱,则用绿营。川楚教匪之乱,八旗绿营,都不足用,反靠临时招募的乡勇,以平乱事,于是勇营大盛。所谓湘、淮军,在清朝兵制上,亦是勇营的一种。中、法之战,勇营已觉其不足恃,到中、日之战,就更形破产了。于是纷纷改练新操,是为新军。到末年,又要改行征兵制,于各省设督练公所,挑选各州县壮丁有身家的,入伍训练,为常备兵。三年放归田里,为续备兵。又三年,退为后备兵。又三年,则脱军籍。当时的计划,拟练新军三十六镇,未及成而亡。水师之制,清初分内河、外海。太平天国起后,曾国藩首练长江水师和他角逐,而内河水师的制度一变。至于新式的海军,则创设于一八六二年。法、越战后,才立海军衙门。以旅顺和威海卫为军港,一时军容颇有可观,后来逐渐腐败。而海军衙门经费,又被那拉后修颐和园所移用。于是军费亦感缺乏。中日之战,遂至一败涂地。战后,海军衙门既裁,已经营的军港,又被列强租借,就几于不能成军了。

清朝的法律,大体是沿袭明朝的。其初以例附律。后未就将两种合纂,称为《律例》。其不平等之处,则宗室、觉罗和旗人,都有换刑。而其审判机关,亦和普通人民不同。流寓中国的外国人,犯了罪,由他自己的官长审讯,这是中国历代如此。在从前,原无甚关系。但是海通以后,把此项办法,订入条约之中,就于国权大有损害了。末年,因为要取消领事裁判权,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把旧律加以修改。曾颁行《商律》和《公司律》。其民、刑律和民商、刑事诉讼律,亦都定有草案,但未及颁行,审判机关,则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最高审判,其下则分高等、地方、初等三级。但亦未能推行。

赋役是仍行明朝一条鞭之制的。丁税既全是征银,而其所谓丁,又不过按粮摊派,则已不啻加重田赋,而免其役,所以清朝的所谓编审,不过是将全县旧有丁税若干,设法摊派之于有粮之家而已。和实际查验丁数,了无干涉。即使按期举行,所得的丁额,亦总不过如此。清圣祖明知其故,所以于一七一二年,特下“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赋之额,以康熙五十年册籍为准”之诏。既然如此,自然只得将丁银摊入地粮,而编审的手续,也当然可省,后来就但凭保甲以造户口册了。地丁而外,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河南、山东八省,又有漕粮。初征本色,末年亦改征折色。田赋而外,以关、盐两税为大宗。盐税仍行引制。由国家售盐于大商,而由大商各按引地,售与小民。此法本有保护商人专利之嫌。政府所以要取此制,只是取其收税的便利。但是初定引地时,总要根据于交通的情形,而某地定额若干,亦是参照该地方消费的数量而定的。历时既久,两者的情形,都不能无变更,而引地和盐额如故,于是私盐贱而官盐贵,国计民生,交受其弊,而商人也不免于坐困了。关有常关和新关两种。常关沿自明代,新关则是通商之后增设于各口岸的。税率既经协定,而总税务司和税务司,又因外交和债务上的关系,限用外国人。革命之后,遂至将关税收入,存人外国银行,非经总税务司签字,不能提用。甚至偿还外债的余款,就是所谓关余的取用,亦须由其拨付,这真可谓太阿倒持了。厘金是起于太平军兴之后的。由各省布政司委员,设局征收。其额系值百抽一,所以谓之厘金。但是到后来,税率和应税之品,都没有一定,而设局过多,节节留难,所以病商最甚。《辛丑和约》,因我国的赔款负担重了。当时议约大臣,要求增加关税,外人乃以裁厘为交换条件。许我裁厘后将关税增加至值百抽五,然迄清世,两者都未能实行。

第二十三章清代的学术

清代学术的中坚,便是所谓汉学。这一派学术,以经学为中心。专搜辑阐发汉人之说,和宋以来人的说法相对待,所以得汉学之称。

汉学家的考据,亦可以说是导源于宋学中之一派的。而其兴起之初,亦并不反对宋学。只是反对宋学末流空疏浅陋之弊罢了。所以其初期的经说,对于汉宋,还是择善而从的。而且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说是继续宋人的遗绪。但是到后来,其趋向渐渐的变了。其工作,专注重于考据。考据的第一个条件是真实。而中国人向来是崇古的。要讲究古,则汉人的时代,当然较诸宋人去孔子为近。所以第二期的趋势,遂成为专区别汉、宋,而不复以己意评论其短长。到此,才可称为纯正的汉学。所以也有对于这一期,而称前一期为汉宋兼采派的。

第一期的人物,如阎若璩、胡渭等,读书都极博,考证都极精。在这一点,可以说是继承明末诸儒的遗绪的。但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渐渐的缺乏了。第二期为清代学术的中坚。其中人物甚多,近人把他分为皖、吴二派。皖派的开山,是江永,继之以戴震。其后继承这一派学风的,有段玉裁、王念孙、引之父子和末期的俞樾等。此派最精于小学,而于名物制度等,搜考亦极博。所以最长于训释。古义久经湮晦,经其疏解,而灿然复明的很多。吴派的开山,是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父子祖孙,三世相继。其后继承这一派学风的,有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陈寿褀、乔枞父子等。这派的特长,尤在于辑佚。古说已经亡佚,经其搜辑而大略可见的不少。

汉学家的大本营在经。但因此而旁及子、史,亦都以考证的方法行之。经其校勘、训释、搜辑、考证,而发明之处也不少。其治学方法,专重证据。所研究的范围颇狭,而其研究的工夫甚深。其人大都为学问而学问。不搀以应用的,亦颇有科学的精神。

但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汉学的本身,也渐渐的起变化了。这种变化,其初也可以说是起于汉学的本身,但是后来,适与时势相迎合,于是汉学家的纯正态度渐渐地改变。而这一派带有致用色彩的新起的学派,其结果反较从前纯正的汉学为发达。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原来汉学的精神,在严汉、宋之界。其初只是分别汉、宋而已,到后来,考核的工夫愈深,则对于古人的学派,分别也愈细。汉、宋固然不同,而同一汉人之中,也并非不相违异。其异同最大的,便是第三编第九章所讲的今、古文之学。其初但从事于分别汉、宋,于汉人的自相歧异,不甚措意。到后来,汉、宋的分别工作,大致告成,而汉人的分别问题,便横在眼前了。于是有分别汉人今古文之说,而专替今文说张目的。其开山,当推庄存与,而继之以刘逢禄和宋翔凤,再继之以龚自珍和魏源。更后,更是现代的廖平和康有为了。汉代今文学的宗旨,本是注重经世的。所以清代的今文学家,也带有致用的色彩。其初期的庄、刘已然,稍后的龚、魏,正值海宇沸腾,外侮侵入之际。二人都好作政论,魏源尤其留心于时务。其著述,涉及经世问题的尤多。最后到廖平,分别今古文的方法更精了。至康有为,则利用经说,自抒新解,把春秋三世之义,推而广之。而又创托古改制之说,替思想界起一个大革命。

清学中还有一派,是反对宋学的空谈,而注意于实务的。其大师便是颜元。他主张仿效古人的六艺,留心于礼、乐、兵、刑诸实务。也很有少数人佩服他。但是中国的学者,习惯在书本上做工夫久了,而学术进步,学理上的探讨和事务的执行,其势也不得不分而为二。所以此派学问,传播不甚广大。

还有一派,以调和汉、宋为目的,兼想调和汉、宋二学和文士的争执的,那便是方苞创其前,姚鼐继其后的桐城派。当时汉、宋二学,互相菲薄。汉学家说宋学家空疏武断,还不能明白圣人的书,何能懂得圣人的道理?宋学家又说汉学家专留意于末节,而忘却圣人的道理,未免买椟还珠。至于文学,则宋学家带有严肃的宗教精神,固然要以事华采为戒;便是汉学家,也多自矜以朴学,而笑文学家为华而不实的—固然,懂得文学的人,汉、宋学家中都有,然而论汉、宋学的精神,则实在如此。其实三者各有其立场,哪里可以偏废呢?所以桐城派所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说,实在是大中至正的。但是要兼采三者之长而去其偏,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所以桐城派的宗旨,虽想调和三家,而其在汉、宋二学间的立场,实稍偏于宋学,而其所成就,尤以文学一方面为大。

清朝还有一位学者,很值得介绍的,那便是章学诚。章学诚对于汉、宋学都有批评。其批评,都可以说是切中其得失。而其最大的功绩,尤在史学上。原来中国人在章氏以前不甚知道“史”与“史材”的分别,又不甚明了史学的意义。于是(一)其作史,往往照着前人的格式,有的就有,无的就无,倒像填表格一样,很少能自立门类或删除前人无用的门类的。(二)则去取之间,很难得当。当历史读,已经是汗牛充栋,读不胜读了,而当作保存史材看,则还是嫌其太少。章氏才发明保存史材和作史,是要分为两事的。储备史材,愈详愈妙,作史则要斟酌一时代的情势,以定去取的,不该死守前人的格式。这真是一个大发明。章氏虽然没有作过史,然其借改良方志的体例,为豫备史材的方法,则是颇有成绩的。

理学在清朝,无甚光彩。但其末造,能建立一番事功的曾国藩却是对于理学,颇有工夫的,和国藩共事的人,如罗泽南等,于理学亦很能实践。他们的成功,于理学可谓很有关系。这可见一派学问,只是其末流之弊,是要不得,至于真能得其精华的,其价值自在。

以上所说,都是清朝学术思想变迁的大概,足以代表一时代重要的思潮的。至于文学,在清朝比之前朝,可说无甚特色。称为古文正宗的桐城派,不过是谨守唐、宋人的义法,无甚创造。其余模放汉、魏、唐、宋的骈文……的人,也是如此。诗,称为一代正宗的王士祯,是无甚才力的。后来的袁、赵、蒋,虽有才力,而风格不高。中叶后竞尚宋诗,亦不能出江西派柞臼。词,清初的浙派,尚沿元、明人轻佻之习。常州派继起,颇能力追宋人的作风,但是词曲,到清代,也渐成为过去之物。不但词不能歌,就是曲也多数不能协律,至其末年,则耳目的嗜好也渐变,皮黄盛而昆曲衰了。平民文学,倒也颇为发达。用语体以作平话、弹词的很多。在当时,虽然视为小道,却是现在平民文学所以兴起的一个原因。书法,历代本有南北两派。南派所传的为帖,北派所传的为碑。自清初以前,书家都取法于帖。但是屡经翻刻,神气不免走失。所以到清中叶时,而潜心碑版之风大盛。主持此论最力,且于作书之法,阐发得最为详尽的,为包世臣。而一代书家,卓然得风气之先的,则要推邓完白。清代学术思想,都倾向于复古,在书法上亦是如此的。这也可见一种思潮正盛之时,人人受其鼓荡而不自知了。

第二十四章清代的社会

论起清代的社会来,确乎和往古不同。因为他是遭遇着旷古未有的变局的。这旷古未有的变局,实在当十六世纪之初——欧人东略——已开其端。但是中国人,却迟到十八世纪的中叶——五口通商——方才感觉到。自此以前,除少数——如在海口或信教——与西人接近的人外,还是丝毫没有觉得。

清代是以异族,入主中国的。而又承晚明之世,处士横议、朋党交争之后,所以对于裁抑绅权、摧挫士气二者,最为注意。在明世,江南一带,有所谓投大户的风气。仕宦之家,僮仆之数,盈千累百。不但扰害小民,即主人亦为其所挟制。到清代,此等风气,可谓革除了。向来各地方,有不齿的贱民,如山、陕的乐籍,绍兴的惰民,徽州的伴档,宁国的世仆,常熟、昭文的丐户,江、浙、福建的棚民,在清世宗时,亦均获除籍。此等自然是好事。然而满、汉之间,却又生出不平等来了。旗人在选举、司法种种方面,所占地位都和汉人不同,具见第二十二章所述。而其关系最大的,尤莫如摧挫士气一事。宋、明两朝,士大夫都很讲究气节。风会所趋,自然不免有沽名钓誉的人,鼓动群众心理,势成一哄之市。即使动机纯洁,于事亦不能无害,何况持之稍久,为野心者所利用,杂以他种私见,驯致酿成党争呢?物极必反,在清代,本已有动极思静之势,而清人又加之以摧挫,于是士大夫多变为厌厌无气之流,不问国事。高者讲考据、治词章,下者遂至于嗜利而无耻。管异之有《拟言风俗书》,最说得出明清风气的转变。他说:

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敝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间,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然臣以为明俗敝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才。今夫鉴前代者,鉴其末流,而要必观其初意。是以三代圣王相继,其于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举而尽变之也。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

清朝当中叶以后,遇见旷古未有的变局,而其士大夫,迄无慷慨激发,与共存亡的,即由于此。此等风气,实在至今日,还是受其弊的。

我们今日,翻一翻较旧的书,提到当时所谓“洋务”时,率以通商、传教两个名词并举。诚然,中西初期的交涉,不外乎此两端。就这两端看来,在今日,自然是通商的关系,更为深刻——因为帝国主义者经济上的剥削,都是由此而来的——其在当初,则欧人东来,所以激起国人的反抗的,实以传教居先,而通商顾在其次。欧人东来后,中国反对他传教的情形,读第二章已可见其大略。但这还是士大夫阶级的情形。至一八六一年,《天津》、《北京》两条约发生效力以来。从前没收的教堂,都发还。教士得在中国公然传教。从此以后,洋人变为可畏之物,便有恃入教为护符,以鱼肉邻里的。地方官遇教案,多不能持平,小民受着切肤之痛,教案遂至联绵不绝。直至一九○○年,拳匪乱后,而其祸乃稍戢。

至于在经济上,则通商以后,中国所受的侵削尤深。通商本是两利之事,历代中外通商,所输入的,固然也未必是必须品。然中国所受的影响有限。至于近代,则西人挟其机制之品,以与我国的手工业相竞争。手工业自然是敌不过他的。遂渐成为洋货灌输,固有的商工业亏折,而推销洋货的商业勃兴之象。不但商工业,即农村亦受其影响,因为旧式的手工,有一部分是农家的副业。偏僻的农村,并有许多粗制品,亦能自造,不必求之于外的。机制品输入而后,此等局面打破,农村也就直接间接受着外人的剥削了。此等情势,但看通商以后,贸易上的数字,多为入超可见。资本总是向利息优厚之处流入的,劳力则是向工资高昂之处移动的。遂成为外国资本输入中国,而中国劳工纷纷移殖海外的现象。

外人资本的输入,最初是商店——洋行——和金融机关。从《马关条约》以后,外人得在我国通商口岸设厂,而轻工业以兴。其后外人又竞攫我的铁路、矿山等,而重工业亦渐有兴起。此等资本,或以直接投资,或以借款,或以合办的形式输入,而如铁路矿山等,并含有政治上的意味。至于纯粹的政治借款,则是从一八六六年,征讨回乱之时起的。此后每有缺乏,亦时借洋债,以资挹注。但为数不多。中、日战后,因赔款数目较巨,财政上一时应付不来,亦借外债以资应付。但至一九○二年,亦都还清。而其前一年,因拳乱和各国订立和约,赔款至四万五千万两之巨。截至清末,中国所欠外债,共计一万七千六百万,仅及庚子赔款三之一强,可见拳乱一役,贻累于国民之深了。

我国的新式工业初兴起时,大抵是为军事起见,已见第十三章。其中仅一八七八年,左宗棠在甘肃倡办织呢局;稍后,李鸿章在上海办织布局;张之洞在湖北办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可称为纯粹工业上的动机。此等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事业,都因官场气习太深,经营不得其法,未能继续扩充,而至于停办。前清末造,民间轻工业,亦渐有兴起的,亦因资本不足,管理不尽合宜,未能将外货排斥。在商业上,则我国所输出的,多系天产及粗制品。且能直接运销外国者,几于无之,都是坐待外商前来采运,其中损失亦颇巨。

华人移殖海外,亦自前代即有之。但至近世,因交通的便利,海外事业的繁多,而更形兴盛。其初外人是很欢迎中国人前往的。所以一八五八年的《中英条约》,一八六一年的《中俄条约》,一八六四年的《西班牙条约》,一八六八年的《中美续约》,都有许其招工的明文。今日南洋及美洲繁盛之地,原系华人所开辟者不少。到既经繁盛,却又厌华人工价的低廉,而从事于排斥,苛待、驱逐之事,接踵而起了。但在今日,华侨之流寓海外者还甚多。虽无国力之保护,到处受人压迫,然各地方的事业,握于华人之手者仍不少。譬如暹罗、新加坡等,一履其地,俨然有置身闽、粤之感。我国的国际收支,靠华侨汇回之款,以资弥补者,为数颇巨。其人皆置身海外,深受异民族压迫之苦,爱国之观念尤强,对于革命事业的赞助,功绩尤伟。若论民族自决,今日华侨繁殖之地,政权岂宜握在异族手中?天道好还,公理终有伸张之日,我们且静待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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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释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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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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